前传 金木夜行考: 1911 大夜弥天(第3/19页)

跑来那人眼看要栽倒。金木问,怎么了?跑上前去迎他。后头的警察大喊:“别碰他,别碰!”

金木脚下一停,那人倒进雪地里,扑出个人形,哎哟叫了一声,蜷起身子猛咳起来。几口血喷在地上,黑红。他翻了个身,两手在地上扒拉着往前爬。他左胳膊的棉袄袖子上,缝了块蓝色的布片。

一个警察赶上来,从腰里掏出根绳子,把那人就地捆了。捆完,起身撤了老远,背过身去使劲喘,嘴里骂个不停。

金木正要问,后头那警察一把拉他到路边,“怎么回事?这人染上了!你找死——你口罩呢?”

金木又一愣,没说话。警察拿手电一照,地上那人脸色黑紫,嘴巴鼻子里都冒出血,雪地被浸黑了一大片。

那俩警察,都穿着绿色的警服,戴着大檐帽。这是光绪皇帝临死前批准的新式警察服装,按照西方样式设计的。他们的警服袖子上,也都缝着块蓝布片。

这时,马路对面一阵马蹄声,冲来一辆马车,转眼到了跟前。马车一边坐着车把式,一边坐着个瘦瘦的年轻人。两人都戴着皮毡帽,脸上蒙着口罩。马车没停稳,年轻人就跳了下来。他看也没看地上那人,就对警察说:“裹起来拉走,别碰他。”

这人说话鼻音很重,广东口音。他看了看金木,从口袋里掏出个口罩来,“金记者?快戴上口罩。”说完,他走上前,帮金木戴上纱棉做的口罩,“这人病发了,傍晚从病院跑了出来。”

两名警察从马车上拉出条破毯子,小心地裹在那人身上。那人一动不动,从毯子底下伸出只手,在雪里抓了几下,不动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林家瑞,陆军军医学堂的学生,一个月前随伍连德从天津赶来。他看了看死掉的病人,叹了口气,“直接拉坟地吧,能找到棺材就殓了。”说完,又叫来另一个警察,“一定记得,把他家里人都送去隔离,今晚就送。”

伍连德发明的棉纱口罩,采用普通外科纱布制成,佩戴方法和现在流行的口罩基本相同

警察把尸体裹好,丢在马车上。车把式扬鞭吆喝,赶车走了。两名警察跟林家瑞招呼了一声,举着手电往黑处扫了扫,也走了。

这就是我太爷爷——《白日新闻》记者金木到哈尔滨头一个晚上遇见的事儿:目睹一个鼠疫病人死掉。

林家瑞摘下毡帽,头上冒出热气。他梳了个分头,没留辫子。金木一笑,指了指自己脑袋,他和当时很多留日学生一样,也剪了辫子,留着平头。

林家瑞又解开口罩,抹了抹胡子上的汗,重重呼了几口气,又重新系上。他接过金木的行李,指了指对面。两人穿过空荡的马路,往火车站对面的格兰德旅馆(Grand Hotel)走去。金木的房间早就安排好了。

那辆马车,原是要接金木去傅家甸的。他6点多就在车站等着,没等到金木,却听说防疫区出了事,有病人跑了出来。

当时的傅家甸,已经是由军队内外看守的封锁区,与外界断绝了来往,出入都要严格检查。伍连德又把封锁区隔离成四个区,每个区由一名朝廷的高级医官负责,配有助理、医学生和受过防疫训练的杂役和警察。这是伍连德独创的隔离防疫措施。从那之后的一百年里,中国的传染病防疫都在沿用这个方法。

刚到哈尔滨时,伍连德去了趟俄国传染病院,那里是集中收容治疗鼠疫病人的地方。他在自传中说,那是一次令人尴尬的探访,又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传染病房里的医生竟然没有戴口罩。在伍连德看来,这是一种盲目的自信。

负责鼠疫治疗的俄国医生毕业于基辅大学,他使用当时最先进的鼠疫疫苗治疗病人。但是,伍连德有预感,这场鼠疫不同以往,从前的鼠疫只在人鼠之间传播,这次却能人传染人。他写道:“轮到伍博士检查时,他伸直手臂尽量抻长双耳听诊器的管路,只从背部听诊肺部,并扬起头以避开病人。在病房里的10分钟,让他万分紧张。”[5]

林家瑞说,伍连德的判断是对的,这次鼠疫是肺鼠疫,“也就是能通过呼吸传染。”

他从棉衣口袋里掏出几个布片,递给金木,说:“这病没法治,染上就死,所以伍先生才用了隔离的方法。”

图为当时法国报纸《巴黎小日报》刊登的插画,介绍中国鼠疫,并明确指出是新型的“肺鼠疫”。1910年底爆发的鼠疫,最早由日俄医生和医院主管治疗,均判断为传统的腺鼠疫,也就是“黑死病”。伍连德到哈尔滨后,根据尸体症状和传染情况,推测是经呼吸传染的肺鼠疫。此推测后得到了实验验证。当时,除了伍连德,清廷还派去了时任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法国医师梅尼。梅尼医师曾在1908年参与过唐山的腺鼠疫防治,希望自己能取代伍连德,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但遭到了东三省总督锡良的拒绝。到达哈尔滨后,梅尼去了俄国传染病院,却因未戴口罩感染了肺鼠疫,六天后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