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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带着不屑。

“谁在笑？”

她严厉地叱问。教室里静得能听见一朵从窗口飘进来的柳絮掠过讲台的簌簌声。

“一名优秀的刑事鉴识人员，首先应该是一名科学家，就要有像这位同学一样严谨到数字化的思维方式。这没什么好笑的。”她说。尽管说这番话的时候她根本没看他一眼，但他激动得脸涨得通红，不亚于上小学的第一天就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沉思了片刻，她徐徐开口：“但是，无论犯罪现场有多大、被害者的人数有多少，决定刑侦效果的，永远不是刑事鉴识人员的数量，而是质量，所以并不存在你说的换算公式。有研究表明，导致一个犯罪现场被破坏的因素，主要有四种：气候、罪犯、受害人家属和案件第一发现人。可是在很多时候，警察比这四种因素都更善于破坏现场。他们在现场肆意走动、挪动尸体、触摸物品等行为，都会污染证据——特别是微量证据。所以，进入现场的刑侦人员绝不是越多越好；相反，由于进入现场的警察太多而导致的混乱，倒是最应该避免的。一般而言，指挥长应该根据犯罪现场的类型、受害者的死亡方式，迅速建立一个精干的、包括处理该现场所需的各种专业知识的人员的小组——也就是说，警力资源的配备，应由现场的具体状况来决定。”

讲台下面一片沙沙的笔声。

无论容颜，还是业务，都精美得一丝不苟。

也许是一种征服欲在作怪，楚天瑛的头脑瞬间热到了沸点，挑衅地问：“那么刘老师，假如发生了一起案子，由您来担任指挥长，但是这个案子中，受害者的人数比较多，比如……比如在一个房间里就有六七名死者，您会派遣多少刑事鉴识人员进入现场勘查？”

她看着他，冷冰冰的目光有点好奇，又有点高傲。他不由得微微低下头。

“正确、规范地勘查一起谋杀案的犯罪现场，至少需要10到12小时。”她一字一字地说，“考虑到受害人数量较多，为保证在有效时间内结束勘查，我会派两名痕迹专家、两名物证提取人员、两名摄像人员和一名法医病理学家，组成一个七人左右的刑事鉴识小组，由我带队进入犯罪现场，严格依照如下顺序展开工作——

“首先由摄像人员对现场进行整体的拍照和录像，然后痕迹专家用粉末法等刷显指纹、足迹；接下来我要亲自走格子，一寸寸地搜索物证，对每一个物证标号，标明其所在位置，再次照相后，由物证提取人员负责提取和记录；与此同时，法医病理学家要对区域内的血迹做血清测试，对尸体做初步尸检，分析每个受害人的死亡时间、死亡原因和死亡方式……”

她说话时，轻掐着雪白纤细的手指，仿佛当真置身于犯罪现场一般。阳光从窗外投射进来，在她的脸上漾起一片如梦似幻的明媚。

楚天瑛已如痴如醉。

“其实……这样人还是有点多了。”她那幽邃的目光忽然一凛，“如果有可能，我更愿意只带一名法医病理学家，甚至……甚至谁也不带，就我一个人进入犯罪现场。我要独自去观察、去触摸、去倾听、去感觉，甚至去想象，犯罪发生的那一刻，身在现场的每一个人，施害者与受害者，他们的动作、语言、心理、感觉……

“现场是有生命的，现场是会说话的，每个现场都像是布满划痕的光碟，只要你肯用心擦拭，用力去读取，或多或少，它总会将那些被隐藏的东西，慢慢地还原，告诉你当时发生了什么，告诉你发生的顺序，告诉你全部真相……”

“标记牌咋还是没带够？！”

李阔海一声怒斥，猛地将楚天瑛拉回了湖畔楼的KTV包间。

给尸体拍照前，必须用标记牌标出序号加以区分。这种标记牌一般是蓝底白字的塑料牌，平时到现场的刑警一般也就带两三块，但是今天，显然不够用了。

“谁料到会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啊……”一名刑警小声嘟囔。

没想到李阔海听力好，听了个正着，当场就怒了，扯着大嗓门说：“猪脑子啊——”还没说下去，胡萝卜就扯了他一把。

李阔海扭头一看，身后正站着楚天瑛，赶紧转身，立正、敬礼。

楚天瑛知道，辖区出了大案，搁谁身上谁都火大，于是拍拍他的肩膀，转头对那名挨骂的刑警说：“还不赶紧再拿几块标记牌来。”

站在包间的正中央，楚天瑛的目光犹如摄像机平摇一般缓缓扫视，不堪入目的纷乱就这样一一呈现在眼前——

那些被无意中踢到的尸体或者作为尸体一部分的肢体，那些不小心被踩踏而拖曳得深浅不一的血污，那些滚动的酒瓶或麦克风，那些为了方便拍照而肆意搬动的沙发和茶几……于是，她的话语不由得再次回响在他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