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7/14页）

他醒来时，轮椅倒在他身边，但大卫却不知去向。他站起身，昏昏地四下张望。

“这边！”

声音来自悬崖外面。大卫一定是从轮椅中甩出去以后，坠出崖边的。费伯爬到悬崖处，向外望去。

大卫一只手抓住一丛在崖下的灌木，另一只手插在一个小石缝里，像几分钟之前费伯那样，吊在那里。他的勇气全消，眼睛里是赤裸裸的恐惧。

“把我拉上去，看在上帝的份上。”他沙哑的嗓音喊着。

费伯趴得近些。“你是怎么知道照片的事的？”他说。

“救救我，拜托！”

“把你发现照片的经过告诉我。”

“哦，天啊。”大卫竭力集中自己的思路，“你到汤姆的户外厕所去的时候，你的外套在厨房里烘着。汤姆到楼上去取另一瓶威士忌，我掏了你的口袋，发现了那盒底片。”

“这一点就足以使你杀死我吗？”

“除了那个之外，还有你和我太太在我家干的勾当。我们英国人不会有那种行为的。”

费伯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底片现在哪里？”

“在我口袋里。”

“给我，我就拉你上来。”

“你得自己取——我不能松手。”

费伯卧倒在地，将手伸到大卫雨衣后面的外套口袋里。他的指头摸到了底片盒，把它取了出来，满意地叹了口气。他看了看底片，好像一张也不缺。他把小盒放进外套口袋里，然后把手朝下伸向大卫。

他握住了大卫抓着的那棵灌木，恶狠狠地用力连根拔起。

大卫尖叫着：“不要！”他绝望地用落空的手东抓西摸，而另一只手则无可奈何地从石缝中滑了出去。

“这不公平！”他厉声高叫。随后那只手也脱开了。

他似乎在空中悬了一会儿，然后才向下坠落，而且越来越快，在往下落的中途又在悬崖上碰撞了两次，才落入海中，溅起巨大的水花。

费伯又盯着看了一会儿，确认他没有再上来。“不公平？”他喃喃地自言自语，“不公平？你知道正在打仗吗？”

他低头看了一会儿大海。有一度，他觉得他看到黄色的雨衣在海面上一闪，但没等他注目凝视，就消失不见了。下面只有大海和岩石。

他突然感到疲惫不堪。他的伤处一一刺痛他的知觉：扭伤的脚，头上的肿包，满脸划破的伤口和青痕。大卫·罗斯是个傻瓜，是个没用的丈夫，死的时候还高叫救命，但他也是个勇敢的人，而且为了他的祖国而死——他死得其所。

费伯真不知道他自己的死会不会同样美好。

他终于从悬崖边转过身，往回走向翻了的吉普车。

28

高德里曼从丘吉尔的地下指挥部出来时，感到精力充沛，决心百倍。

当他后来回想起来时，又觉得不自在。鼓励士气的讲话通常只对普通士兵有效，很少会对知识分子起作用。但现在，尽管高德里曼明明知道丘吉尔的表演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讲话的抑扬顿挫都像交响乐一样，是在事前安排好的，然而，对他还居然起了作用，就好像他是中学板球队队长，在赛前最后一分钟聆听教练的告诫一般，这可真是不可思议。

他回到办公室，抓耳挠腮地想做点什么。

他把雨伞放进伞架，把湿淋淋的雨衣挂好，在橱柜门里的镜子中照了照自己。毫无疑问，自从他成了一名英国反间谍人员以来，脸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天他偶然翻到了一些一九三七年拍的照片，那是在牛津的一个研究班上和学生们的合影。当年他的样子比现在看起来还要老：脸色苍白，头发稀疏，胡茬不净，还穿着退休的人那种不合身的衣服。如今稀疏的头发已经不见：中间秃了头，只像修道士似的还有一圈头发。现在他的衣着不像教授，倒像个企业家。虽说可能是他的想象，但依他看，他的下巴变得更坚定了，双眼益发炯炯有神，而且更认真地刮脸了。

他坐到办公桌后，点燃一支烟。新添的这习惯并不好，引得他常咳嗽，他本想戒掉，却发现已经上瘾。在战时的英国，几乎人手一根香烟，包括一些妇女在内。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她们正做着男人的工作，添些男人的坏习惯也是理所当然。他吸了一口香烟，嗓子发痒，便咳嗽起来。他在一个充当烟灰缸的壶盖里把烟掐灭了。

他回想着与丘吉尔的会面。麻烦在于，他所收到的激励是要他去做一件不大可能的事，而那番激励又没有给他任何具体的启发。他回想起他写过的一篇论文，研究的是一个名叫托马斯的中世纪苦行僧。当时，高德里曼为自己选定了一个重要性不大却十分棘手的研究课题：搞清楚那位修道士一段为期五年的旅行的行程。在这五年间，托马斯有八个月行踪不明，不是在巴黎就是在坎特伯雷，高德里曼也定不下来，这对全篇论文的价值影响极大。他所使用的资料根本没有这些记载。如果那位修道士的行止没有记载，那就无法发现他在哪里，事情就是这样。高德里曼当时年轻气盛，不肯相信就是没有记载，于是，他从一个假定出发：托马斯既没在巴黎也没在坎特伯雷，那他就一定在两地之间的途中。经过锲而不舍的搜寻，他最后终于在阿姆斯特丹一座博物馆的航海记录中发现，托马斯登上了一艘驶往多佛的船，而那艘船被风吹离了航线，最终在爱尔兰海岸沉没。这篇历史研究的论文使高德里曼得以晋升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