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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慕尼黑视为通往波兰的跳板，这个想法或许有点奇怪。但几十年来，慕尼黑始终是许多波兰行动的指挥中心。我们领事馆地处绿树成荫的郊区，附属建筑房顶上的天线日夜监听着我们在波兰的情报员发出的信号——往往只是公开电台讲话时夹在词句中间的短短一声“哔哔”。收到信号后，我们会按照事先约定的程序向他们发送一些安慰的话，并下达新的指令。我们从慕尼黑发送寄往波兰的信件，信件中藏有密写的信息。如果我们的情报员设法离开了波兰国境，我们也会带着他们从慕尼黑出发，到别处听取情况汇报，盛情款待他们，倾听他们的烦心事。

如果我们站里的情报官员确有必要亲自前往波兰，同样还是得从慕尼黑出发。我们总是独自一个人去，通常会假扮成到波兰参加交易会或是展览会的外地生意人。在某个路边的野餐地或是小巷里的咖啡馆，我们的使者会短暂地和弥足珍贵的情报员们面谈，办完事情之后就各自离开，大家都知道油灯又已经加满了。没干过情报员的人，不可能想象出那意味着怎样的一种信仰上的孤独。能在恰当的时候和一位好心的情报主管喝上一杯不怎么好的咖啡，这也会让一名情报员的士气高涨几个月。

因此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在慕尼黑工作的任期刚刚过半（特奥多尔教授和他的随行人员也动身去了美国，这可很受欢迎），我坐上了一架波兰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华沙飞往格但斯克，口袋里装着一本荷兰护照。护照上称我是来自奈梅亨120的弗朗茨·约斯特，四十年前出生。根据我以商人身份填写的签证申请表，我此行的任务是代表一个西德农业联盟去考察预制的农业建筑。因为我有一些工程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凭这点本事和他们农业部的官员们换换访问名片肯定是绰绰有余。

我的另一个任务则要复杂一些。我要寻找一个名叫奥斯卡的情报员，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可六个月之后他竟然又起死回生。宛如晴天霹雳，奥斯卡往以前的一个掩护地址给我们寄了一封信，信中用的是他的密写工具，详细描述了从他第一次听说有人被捕直到现在，他做过的、没做过的所有事情。他始终保持着冷静。他还在继续自己的工作。为了不让别人怀疑到他，奥斯卡匿名检举了他所在的档案部门里的一位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工作人员。他就那么等着，几个星期之后那个工作人员不见了。他深受鼓舞，就继续等下去。他听到一些谣传，说那个工作人员已经招供。以耶日上校那些“温和”的服侍手段而论，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又过了几个星期，他渐渐觉得自己安全了。现在他已准备重新开始工作，可是得有人告诉他该干什么。为表达他的坚定态度，他在信中的第三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句号处粘贴了密点，这些都是原先约定的位置。密点中微缩的内容放大之后，是多达十六页的绝密命令，都是波兰国防部下达给耶日上校的部门的。圆场的分析师称文件“较可信，暂定为可靠”，他们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评价，就等于兴高采烈地承认了文件的真实性。

你肯定能想象到奥斯卡的来信在站里激起了怎样的兴奋情绪，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虽说我从来没见过他。奥斯卡！相信他的人们惊叹道。那家伙可真厉害！身陷一片废墟还能活蹦乱跳！奥斯卡有本事摆脱困境，准没错！奥斯卡，我们久经考验的波兰海军部职员，安插在格但斯克海岸防御指挥部，当地情报站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特工之一！

只有那些经验最丰富或是最接近退休年龄的人，才认为这封信是个诱饵。在这种情形下说“不行”很容易，说“可以”则需要勇气。然而，那些说“不行”的人的意见往往会被听取，尤其是在海顿事件之后，于是支持反对的双方一时陷入了僵局，谁都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写信给奥斯卡，让他再搞点旁证。他怒冲冲地回信质问我们到底信不信任他，而且这次他还坚持要见面。“要么见面，要么一切免谈。”他在信中说。见面地点定在波兰。赶快安排，否则永远别想再见到他。

总部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我请求上头允许我去见奥斯卡。情报站里不相信这件事的人说我疯了，相信的人则说这是唯一正当的做法。两派人的话都不能让我信服，但我想要弄清真相。这可能也是为我自己吧，因为从梅布尔最近流露出的一些迹象看，她似乎想从我们的关系中抽身离开，而我对自己的评价向来也并不太高。总部选择了不信者的立场。我提醒他们说，我有在海军工作的背景。总部犹豫了，说“不行，但可以看看再说”。我提醒他们说，我会讲两种语言，我那强势的荷兰性格可是经历过考验的，这一点也得到了我们在荷兰的联络员的宽恕，因为他想在其他方面得到照顾。总部权衡了各种风险和可能的选择，最后说：“好吧，但只能去两天。”也许他们想明白了，自从海顿事发之后，我反正也没有多少秘密可以泄露。我匆匆忙忙地整理好掩护身份的资料，趁着他们还没改变主意之前赶紧动身。我乘坐的飞机在格但斯克机场降落时，气温是零下六度。街道上全是厚厚的一层雪，而且雪还在不停地下，静谧的气氛让我觉得很安全，虽说这么想有失谨慎。但我并不打算冒任何风险，相信我。我也许是在寻找真相，但我也绝不是什么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