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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本两个人是挺出名的搭档，对不对？”他问。

“对，我们在沙拉特住一个宿舍。”

“宿舍里有——厨房，两个卧室，还有卫生间吧？”

“没有厨房。”

“你们在训练课程中也是一对？”

“最后一年在一起。你得选个搭档，学会彼此配合。”

“自己选吗？还是上头给你们配好？”

“先自己选，然后上头要么批准，要么拆开。”

“这之后你们俩就得始终在一起了，不管境况如何？”

“差不多是这样。”

“最后一整年都在一起？那可是训练期的一半时间呢。白天晚上都在一块儿？简直跟结了婚一样吧？”

我想不通他干吗要追问这些早已知道的事情。

“所有的事你们俩都一起做？”他继续问道，“抱歉，我接受训练到现在可有段日子了。理论课、实践课、体能训练、一起吃饭、住在一块——这其实就是共同生活嘛。”

“我们一起完成联合协作的科目，还有强制手段训练。这很正常，因为我们俩体重差不多，身体素质也基本相当。”尽管他问题的导向越来越令人不安，我却渐渐发觉自己迫切想和他交谈。“接下来其他的内容自然也得一起参加了。”

“哦。”

“偶尔他们也会把我们拆开，比如要参加特训的时候，或是他们觉得哪个人对搭档过分依赖。不过，只要两个人的表现能平分秋色，他们就会继续维持原有的组合。”

“你们俩把所有的奖项都赢来了，”语带赞许的史迈利又拿起一个湿盘子，“你们是最好的一对。你和本。”

“那是因为本是最出色的，”我说道，“不管谁跟他搭档，都会名列前茅。”

“当然啦。没错，我们都见识过这样的人物。加入情报部之前你们俩认识吗？”

“不认识。可我们的经历很相似。我们上的是同一所高中，只不过宿舍不在一起。都是牛津毕业的，不过在不同的学院。学的都是语言专业，但从来没遇到过。他曾在陆军短期服役，我是在海军。到了圆场我们才认识。”

史迈利拿起一只精致的骨瓷杯，狐疑地朝里面瞅了瞅，好像是要找什么我没瞧见的东西。

“假如让你来决定，你会派本去柏林吗？”

“会，当然会。没有理由不派他去啊。”

“这么说，你派他去的理由是什么呢？”

“本从母亲那儿学会了地道的德语。他聪明过人，灵活机变。别人都愿意遵从他的指示。本的父亲在战争中的表现出类拔萃。”

“我记得你母亲也是这样。”

史迈利指的是我母亲在荷兰抵抗组织中做的工作。“那他都干了些什么？我是说，本的父亲？”史迈利接着问道，好像对此一无所知似的。

“破译密码。”我带着本的骄傲之情答道，“他得过数学学位考试优胜奖，是个数学家，一望而知的天才人物。他协助构建起了针对德国人的策反体系——策反德国的情报员，再让他们回去给我们效力。我母亲和他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本很佩服他吧？”

“那还用问吗？”

“我的意思是，本谈到过这些事？”史迈利坚持问道，“是不是常常提起？父亲的经历对本来说意义重大，你有这样的印象吗？”

“他只说过，那是他必须达到的标杆。他说母亲是个德国人也有好处，你不想努力都不行。”

“天哪，”史迈利郁郁不乐地说道，“可怜的人。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你没做修饰吧？”

“当然没有！他说，有他那样的家庭背景，在英国你得跑得比别人快一倍，才能保证自己不掉队。”

“我的天，”他又说了一遍，“太不公平了。你觉得他有精力吗？”

他又一次把我搞懵了。在我们这个年纪，从来没觉得精力会不够用。

“什么样的精力？”我问道。

“呃，我也说不好。在柏林跑得比别人快一倍，这需要怎样的精力？我觉得要有双倍的胆量——这总是一种压力。双倍的酒量，好保持头脑清醒。还有女人——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

“我敢肯定，不管需要什么能耐，本都没问题。”我忠诚地说道。

史迈利把茶巾挂到一颗弯头钉子上，看样子那是他自己给厨房加的装饰。“你们俩谈论政治吗？”我们端着威士忌朝起居室走去，他这么问我。

“从来不谈。”

“那么我敢说他很可靠。”他说着忧伤地轻声一笑，我也笑了。

初次看到一栋房子的时候，它总会给我留下男性化或女性化的印象，而史迈利的房子无疑是女性化的：漂亮的窗帘、雕花的镜子、充满女人味的精巧装饰。我心想，不知史迈利跟谁一起过日子，或者是没跟谁一起。我们坐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