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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我就想控制那个情报网了,”他回答说,“听到出事的消息之后,我的心情简直他妈的太好了,都想送束花给卡文迪什小老弟,不过我觉得那么干不太安全。”
如果今天我见到本,我能告诉他的最好的消息是:即使当时他没有毁掉情报网,再过几年海顿也会为他代劳。我能告诉斯黛芬妮的最好消息则是,从她的角度而言,她说的是对的,不过我说的也没错;我始终没忘记她告诉我的话,尽管如今我已不再把她视为所有智慧的源泉。即使我从来都没弄明白她究竟是什么人——她到底应该算是本的秘密的一部分,还是我的?——她仍旧是最早在我耳畔响起的海妖歌声,她告诫我,我的使命并没有那么是非分明。有时候我会想,我对她来说到底算什么,但恐怕我自己心里已经非常清楚:一个稚嫩的少年,仿佛是另一个本,不谙世事,为了驱除内心的软弱而佯作坚强,到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去寻求庇护。
不久之前,我又回到了柏林。那是在柏林墙被宣告废弃的几个星期之后。有一点旧事需要我去处理,人事组的头儿很乐意支付费用。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正式被派驻柏林,但我却是那儿的常客。对我们这些“冷战”老兵来说,去一趟柏林就像是回归发源地。在一个湿漉漉的下午,我不知不觉来到一小截脏兮兮的围墙前。这地方后来渐渐被人们称为“无名者之墙”,是为了纪念六十年代因企图逃离而被杀害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并没有先见之明地留下名字。我站在一小群东德人(大部分都是女的)中间,我注意到他们在仔细查看一个个十字架上的铭文:无名氏,男,1965年某月某日被枪杀。她们在寻找线索,想把这些日期和她们所知的一丁点儿情况对起来。
我突然觉得一阵难受,心想他们甚至有可能是在寻找本手下的某一个情报员,那人在半夜十一点钟的时候疾步奔向自由,却失败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想法让我感到愈发困惑:竭力要消灭柏林墙这一存在的其实并不是西方盟国,而是东德自己。
纪念墙如今已不在了。或许它会在某座博物馆里找到一个容身的角落,但我对此颇感怀疑。柏林墙倒塌——被砸成碎块,然后卖掉——的时候,纪念墙也随之倒下。我觉得对人的反复无常而言,这是个最合适不过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