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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是塔蒂亚娜，我从月球来。”她回答说。

安东叔叔的反应，像是她这句话从没说出口似的，所以，也许她只是对自己说的，在心里静静地说，就像她也在心里说了许多其他事一样。

“你已经看完我带来的那本屠格涅夫的小说了吗？”他问，“你在读《春潮》72，我想。”

“费莉希狄院长正在念给我听，但她喉咙痛。”亚莉珊卓说。

“这样啊。”

这是个谎言。费莉希狄已经不念书给她听，以惩罚她把食物丢到地板上。

安东叔叔已经在笔记本上找到写着清单的那一页，他也找到他的铅笔，一支顶端可以按压的银色铅笔——他为这支铅笔感到很自豪。

“那么，”他说，“那么，亚莉珊卓！”

突然之间，亚莉珊卓不想等待他的问题。突然之间，她无法等待。她想要扯下他的长裤，与他做爱。她想要在角落里把自己弄脏，像那个法国女孩一样。她让他看她在手上咬出的鲜血。她必须通过自己神圣的血，向他表明，她不想要听他的第一个问题。她站起来，一只手伸向他，另一只手埋进牙齿里。她要向安东叔叔展示，不只是这一次，也是永远，他心中的问题对她是一种亵渎，一种侮辱，无法接受，疯狂至极，而如果这么做，她就只好选择耶稣基督作为最唾手可得也最好的模范。他难道不是悬挂在费莉希狄的墙上俯视着她，手肘流淌着鲜血？我为你流血，安东叔叔，她解释说，想起复活节，想起费莉希狄在城堡里到处打破蛋。拜托。这是我的血，安东叔叔。我为你流血。但因为有手塞在嘴里，她惟一能发出的声音就只是呜咽。因此，最后，她坐了下来，皱起眉头，手贴在膝上，并没有真的流血，她注意到，但至少沾上了口水。

安东叔叔用右手压住打开的笔记本，左手握着铅笔。他是她认识的第一个左撇子，有时，看着他写字时，她会怀疑他是不是镜中的影像，而真实的他正坐在安德列斯·葛特斯许谷仓后面的车里。她想，如果能有像卢迪医生说的那种“分裂人格”该有多好——一半骑脚踏车离开，另一半与载他来的那个红发女人留在车上。费莉希狄，如果你借我那辆噗噗摩托车，我会让我坏的那一半离此远去。

突然之间，她听见自己开口说话。很美妙的声音。和收音机里的政客，以及在床边俯瞰她的医生发出的声音一样强劲。

“安东叔叔，你从哪里来？拜托。”她听见自己问道，好奇但谨慎，“安东叔叔，注意我，拜托，我在说话。除非你告诉我你是谁，你是不是我真正的叔叔，还有你那辆黑色大汽车的注册号码，否则我就拒绝回答你的任何问题。我很抱歉，但必须这么做。还有，那个红头发的女人是你的妻子吗？或者是费莉希狄染了头发，就像贝缇杜德修女劝我做的一样？”

但是，太多次了，亚莉珊卓的心说着话，但她的嘴却无法传达，结果那些话语在她内心飞旋，她成为那些话语的狱卒，就像安东叔叔假装自己是她的狱卒一样。

“谁给你钱付给费莉希狄，支付我在这里的拘留费？谁付钱给卢迪医生？谁每个礼拜决定你的笔记本里要写什么问题？你小心翼翼写下的这些答案，又是送给谁看的呢？”

但是，再一次的，话语在她的躯壳里飞翔，就像水果成熟时节，鸟儿盘旋在克伦可的暖房一样。亚莉珊卓无能为力，她无法劝服它们飞出来。

“那么，现在，”安东叔叔第三次说，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就像卢迪医生要替她打针时的那种笑容，“现在，你首先要告诉我你的全名，亚莉珊卓。”

亚莉珊卓举起三根手指，像个好孩子般数着。“亚莉珊卓·波里苏娜·欧斯特拉柯娃。”她用稚嫩的声音说。

“很好。你这个礼拜觉得如何，萨莎？”

亚莉珊卓带着礼貌的微笑回答：“谢谢你，安东叔叔。这个礼拜我觉得好多了。卢迪医生说我的危机已经远离了。”

“你是否收到——信，电话，或传话——与任何外界的人联络？”

亚莉珊卓决定让自己是个圣人。她两手在膝上交叠，头倾向一边，想像自己是挂在书桌后面墙上那些费莉希狄苏联东正教圣人中的一个。薇拉，代表信仰；柳波夫，代表爱；苏菲亚，欧雷格，或金妮亚——全是费莉希狄在坦承自己本名是“希望”的那个晚上告诉她的名字——亚莉珊卓的本名是亚莉珊卓或萨莎都好，但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是塔蒂亚娜，只要记住这一点。亚莉珊卓对着安东叔叔微笑，她知道自己的微笑高尚、宽容且睿智；她知道自己聆听着上帝的声音，而不是安东叔叔的声音；而安东叔叔也知道，因为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推开笔记本，然后按铃，请费莉希狄院长来进行付钱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