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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勉强拼凑了，他警告自己。先收在一边吧。耐心。但时间如此之少，他又如何能有耐心呢？

回到床上，他翻开一本科贝特36的《骑马乡行记》，想要读，但他的思绪仍散漫地徘徊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他对公民义务的体认，以及他对奥立佛·拉康所说的话，有多看重，或有多轻忽：“你的责任，乔治。”然而，谁又能真正听命于拉康？谁又能把拉康的只字词片语当成恺撒的令箭？

“移民进，移民出。两脚好，两脚坏。”他大声地自言自语。

史迈利觉得，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听到类似的顺口溜，似乎总代表了白厅政策的大转变；代表了自制，克己，永远是啥事都不做的另一个理由。他看着白厅的裙子缩短，又放长；她的皮带勒紧，放松，又勒紧。他曾经是目击证人，或者是受害人，甚至是情非得已的先知，见证着这一连串似是而非的狂潮，从单边主义，平行主义，分离主义，运作移转，迄至现今的整合，如果他对拉康最近的漫谈记忆无误的话。每一个新的主义，都被吹捧成无所不能的万灵丹：“现在我们可以克服一切，现在机器可以运转了！”但每一个主义都挥泪出局，只留下依旧混沌的英国。身处其中，回顾过往，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终此一生都是个调停者。他非常容忍自制，希望其他人也能自我节制，但却失望了。他在后面的房间劳苦工作，那些浅薄的人却把持了舞台。他们牢牢把持。要是在五年前，他绝对不会容许自己如此感情用事。但今天，平静地凝视自己心灵深处，史迈利知道自己不受驾驭，或许是无法驾驭；惟一能限制他的，是他自己的理性，与他自己的人性。他的婚姻是如此，他的公务生涯亦如此。我把自己的生命投资在制度上——他不带怨恨地想——而今我所留下的，就只有我自己而已。

对卡拉是如此，对我的黑色圣杯也是如此。

他无法克制自己，他永不歇息的心使他无法平静。他瞪着眼前的幽暗朦胧，想像他看见卡拉站在自己面前，在流转不止的夜色中，不断碎裂、重组。他看见那双紧紧相随的棕色眼睛估量着他，正如百年前在德里监狱的那间审问地窖里，他也从一片暗黑中估量着自己。那双眼睛乍看之下非常敏感，似乎流露出极好的情谊；接着，却像融化的玻璃逐渐变硬，直到变得易碎、无可曲挠。他看见自己踏上德里机场尘土飞扬的跑道，从柏油碎石路跃上身的印度高温，令他望而生畏。史迈利化名巴拉克劳夫，或史坦法斯特，或者是他那周随手抓起的任何名字——他忘了。这是六十年代的史迈利，无论如何，商务旅客史迈利，他们这样叫他，圆场负担经费，让他跑遍四分之一个地球，对那些想投诚的莫斯科中央官员，提供重新安置的条件。莫斯科中央当时正进行定期整肃，苏联原野的林木又正茂密，官员们都很怕回家。这是安恩的丈夫与比尔·海顿的同事史迈利；他最后的幻想仍未破灭。这是再次面临家庭危机的史迈利，因为那年安恩爱上了一个芭蕾舞者，还没轮到海顿呢。

依然处在安恩卧室的暗黑中，他回想起搭着嘎嘎作响、喇叭乱鸣的吉普车到监狱，笑闹的孩子们吊在车尾板上；他看见牛车和无止境的印度人群，以及棕色河堤上林立的临时小屋。他闻到粪肥和烟熏不断的火的气味——烹调的火和净化的火，收拾死者的火。他看见古老监狱的铁门纳他入内，穿着无懈可击笔挺英国制服的狱卒穿过满坑满谷席地而坐的囚犯走来。

“这边请，阁下，长官！麻烦请跟我来，阁下！”

一个欧洲囚犯，自称格茨曼。

一个灰发的小个子，有双棕色眼睛，穿着红色的棉袍，宛如早已绝迹的祭司，惟一的幸存者。

他的手腕上了手铐：“请松开他，警官，给他一些烟。”史迈利说。

一个囚犯，伦敦识破他莫斯科中央情报员的身份，现在等着被遣返莫斯科。一个冷战的小步兵，身份被揭发之后，谁知道——确定地知道——被遣送回莫斯科之后，会是面对劳改营或行刑队，或两者皆是；落入敌人手中，在中央眼里，就等于变成敌人——是说出秘密还是保持缄默，都不重要。

加入我们，史迈利隔着铁桌对他说。

加入我们，我们会救你一命。

回家，他们会送你一死。

他的手冒着汗——史迈利的手，在监狱里。高温逼人。来根烟吧，史迈利说——这里，用我的打火机。那是金色的打火机，因史迈利自己手掌的汗湿而闪闪发亮。刻着字。是安恩为了弥补行为不端所送的礼物。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爱有小爱与大爱，安恩喜欢这么说，但在构想题词时，她把两种爱都赠给了他。这或许是她惟一一次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