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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着初次见面的心理辅导老师和女刑警的面，他没好意思说出口。

晚上睡得好吗？会隐约感到不安吗？独处的时候会害怕吗？柏木去世后，想起过他吗？早晨起来觉得头痛吗？肚子痛不痛？有没有过不想上学的想法呢？

健一觉得，在面谈的过程中，他们对自己的观察，似乎要比对其他同学更细致。这当然是因为健一是柏木卓也尸体的第一发现人。说来，他确实被问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关于柏木的事，有谁跟你说过些什么，或者给你打过电话、写过信吗？」

用意不明。反问他们“什么意思”，他们又说“没什么”。

「因为此事见了报，你又是第一发现人，就想问一问，有没有人来采访过你？」

健一回答说“没有”。心理辅导老师记了笔记，尾崎老师笑眯眯的，女警官则点了点头。

「我觉得柏木死得很可怜。但也仅此而已。」

听了健一这句话，这次是三人一起点了点头。

事实上，健一几乎把柏木卓也的事件忘记了。当然，柏木的身体冻得硬邦邦的触感，雪花沾在他张开的眼睛上的情景，并没有从健一的记忆中消失。那毕竟是他第一次看到一具尸体呈现自己眼前。

或许正因如此，健一没心思多考虑柏木卓也的事。他死了，已经安然长眠于地下。继续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健一无法专注于他。对不起了。

“气氛并不紧张。健一对着话筒说，“尾崎老师也在场，还给我倒茶喝。”

“哦……”

“用不着太当一回事，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烦心的事的话。”

“成绩一塌糊涂，这不能跟他们说吧？”

“有什么不能的？顺便说说森内老师偏心眼也行。”

“你说了吗？”

“我怎么会说呢？”

“你太坏了。我也不说。”

就算是单独面谈，可谁会真的说出心里话来呢？

我只把学校当成学习如何处世的场所，在此掂量自己的能耐，仅此而已。老师们用他们的尺子衡量我们，要求我们符合他们的标准。倘若真的按老师的要求去做，又会被当作失败者对待。老师们只想挑选极少数人进入成功者的行列。

这种话，谁会真的说出来呢？

而且与这些相比，我还有更实际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怎样才能从他们身边逃走？又有谁会告诉我答案呢？

为了不让父母失望，我一直很用功。可这份努力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回报？为什么会如此不合情理？老师，请你告诉我。警官也好，心理医生也好，请你们告诉我，我要怎样做，才能获得自由？

打发完尽聊些废话的行夫，健一挂断了电话。电话听筒半冷不热的手感，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晚餐的盒饭还剩一半，已经凉了。电视机开着，新闻结束了，开始播放综艺节目。轻薄浮夸，低级庸俗，但电视里那些人似乎都很开心，一个劲地笑个不停，仿佛在告诉健一：除了你所在的这个家，别的地方都充满欢乐，幸福美满。

柏木卓也用死亡的方式逃离了这个世界。

从走投无路的现实生活中，逃之夭夭。

一个在面谈时根本没有出现过的念头，像一个紧紧的拥抱，一下子揪住了健一的心。

死亡的拥抱。死神似乎就站在他身后，张开两条有力的手臂。

我才不想死呢。离我被那两条手臂抱住还早着呢。我有自己的人生。一定有，一定有。在我获得自由，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前，只有隐忍等待。

别的出路，应该会有。

为了能让我一个人待着。

只要爸爸妈妈不在就行了。

健一觉得自己仿佛在看厌了的风景中发现了新的建筑物。

这时，家里不知哪儿的一只钟响了。

・

为什么女生不像男生那样，从学号排在后面的开始面谈呢？如果这样的话，三宅树理很快就能轮到了。

突然安排这样的面谈，到底是什么意思？肯定是想从学生嘴里打听点什么吧。还设置了直接送信给校长的信箱，难道这就是校长对树理的举报信作出的反应吗？

面谈还有刑警参加，也是因为接受了树理的告发，警察才出马的吗？这也太隔靴搔痒了吧。要开展正规调查，何必单独面谈呢？把大出他们一伙人押到审讯室，像警察剧里那样接二连三地抛出问题，严加审问不就行了？

三宅树理以“作业很多”为借口，敷衍了事地吃过晚饭，缩到自己的房间去了。脸上新长的粉刺痒得厉害，她拼命克制着用手抓挠的冲动。

上星期，刚听说要举行单独面谈时，树理几乎陷人恐慌。松子姓“浅井”，按照学号的编排方法，会排到第二个。松子这人没心没肺的，谁知道面谈时，她会说些什么呢。树理叮嘱她：“我们一起去寄信的事不能对别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