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7/9页）

“说了也没用。日本的法律在这里的中国人小团体面前是不通用的。”

“也许吧。唉，反正有线索了我再通知你。你也……”

“总之就是以物易物呗。”

“就是这么回事。”

铃木站起来，对那个俨然小混混的服务生挥挥手，说“替我问候宫田”，然后便走了出去。

05

不知该去往何处。他被某种神秘力量引向了歌舞伎町。他在靖国大道和职安大道之间闲逛，刻意避开了“药房”。

他经过电话俱乐部、大保健、土耳其浴，拉客的人团团围了上来，又齐齐退去。居酒屋、电影院，浓妆艳抹的女人，目光呆滞的男人，一一在秋生面前穿过。

刚离开公寓时的恐惧感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违和感。为什么杨伟民突然改变了以往的做法呢？他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他觉得自己像闭着双眼走在浓雾之中，就算睁开眼睛，也看不到任何东西。在被浓雾遮盖的视野中，浮现出一个个名字。刘健一、周天文，他们都是杨伟民的儿子。他不知道那两人身在何处，杨伟民没有告诉他。可是，他们一定都在歌舞伎町。如果找到他们，或许就能问出杨伟民究竟想干什么。

真纪的尸体。沾染了那个浑蛋和秋生的精液，一点一点地腐烂。浑蛋的尸体被扔在了浴室里。他不吃不喝，盯着真纪的尸体，眼看着她散发出恶臭，渐渐腐烂。

杨伟民突然出现，带走了秋生。杨伟民，中药店的店主，歌舞伎町所有台湾人的老大。他稳稳坐镇于歌舞伎町，眼中透出阵阵寒光。这里的台湾人，无论平民还是流氓，都不敢违抗杨伟民。他曾经听母亲说起过杨伟民。她说：有困难就找杨伟民，只要是台湾人，他都会帮忙的。

杨伟民把秋生从真纪的尸体旁拽走，给他洗澡，给他喝粥，给他干净的衣服和新家，还给了他新的生活。

你是怎么知道那间房里躺着一具尸体的——秋生曾问过杨伟民。杨伟民只是微笑，并不回答。但他后来知道了，凡是跟着日本人做色情买卖的台湾女人，杨伟民都会派部下定期去打探她们的情况。为的就是防止那些女人被欺负，又或者，是打探女人的常客对杨伟民是否有利用价值。

秋生被送到了在吉祥寺经营一家中华料理小店的台湾夫妇那里寄养，同时也上起了学。几年后，他拿到了一张直达台北的机票。

他在台北参军，三年后退伍，又被杨伟民叫回了歌舞伎町。在那里，他接到了替杨伟民当杀手的任务，目标是一个在台北搞砸了任务的流氓。台北的老板们十分气愤，杨伟民为了平息他们的怒气，就接下了那个任务。他最拿手的是用匕首。不久后，他就在大久保的黑暗角落中伺机而动，切断了目标的颈动脉。他并没有感到恐惧，只在目睹男人的脖颈喷出鲜血的瞬间，感到股间的男根胀痛勃起。

杀手。他的身份只有杨伟民才知道。杀人，拿钱，藏身。在歌舞伎町，在横浜，在台北。他带着片刻不离手的犬类图鉴，到处杀人。这就是他的生活。

在这样的生活里，他渐渐熟知了两个名字，那就是刘健一和周天文。杨伟民的两个儿子。他们都是杨伟民与日本人生下的混血儿，平日与父亲针锋相对。

得知二人与杨伟民的关系时，他心中涌起了憎恶和艳羡的黑潮。秋生是杀手，健一是二道贩子，天文是平民。他们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呢？为何只有秋生不能一直待在杨伟民身边？杨伟民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也并不告诉他其余二人在哪儿。秋生总是不厌其烦地问着，却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何想见那二人。

秋生走在区政府大道上，旁边是一家室内棒球馆。金属球棒击球的钝响过后，一阵上海话传了出来。秋生回过头。身后是两个女人，似乎正在相互埋怨。

“不好意思，我该去哪儿才能找到刘健一先生呢？我有东西想卖给他。”

话到嘴边，不待他反应过来就流了出来。女人们闭上嘴，像是吓了一跳。她们看着秋生，很快又露出了献媚的神情。每个女人见到秋生都会这样，有时候连男人也会。

“现在他应该在店里吧。”

她们又把店——“加勒比”的地址——告诉了秋生。

秋生找到了二十四小时超市斜对面的小巷子。厚厚的铁门上镶着“会员制”的铭牌。色彩鲜艳的招牌。旁边的东大道熙熙攘攘，小巷子里却静悄悄的。

铁门旁有一台对讲设备。他伸出手，又犹豫了。随即抬起头，看到敞开的窗子里有一个摄像头正俯视着自己。

秋生按下对讲机的按钮：“这里是会员制。”话筒里传出生硬的日语，似乎在试探秋生。

“我是来找刘健一先生的。”秋生用普通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