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第16/24页）

我乘长途汽车前往日内瓦，在那里有几次陪伴我父亲。我们跟一个叫庇卡尔的人，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下午，他总有约会。六十年代初，日内瓦很怪异。在罗纳饭店的大厅里，一些阿尔及利亚人低声交谈。我去老城一带溜达。据说，我爱上的棕发多米妮克，夜晚在湖岸缓坡街58号俱乐部里做事。在回程的路上，汽车在暮色中穿越边境，没有停车接受海关检查。

一九六二年夏，我母亲到安讷西巡回演出，在夜总会剧场演了萨沙·基特里67的剧作：《听好了，先生们》，同台演出的有让·马尔夏和米歇尔·弗拉姆，一头金发的“帅小伙”，穿着非洲豹皮色的游泳裤。他在体育馆的饮料专柜请我们喝了清凉饮料。暑假结束的时候，星期天跟克洛德一道，沿着帕齐耶草坪散步。已经入秋。我们从省政府门前经过，他的一个女友就在这机关里工作。安讷西又恢复外省城市的面貌。在帕齐耶草坪上，我们碰见一个年迈的亚美尼亚人，他总是踽踽独行。克洛德对我说，他曾是个非常富有的商人，大把大把钱给了妓女和穷人。雅基·盖兰的灰色轿车，由阿勒马诺装配的车身，环湖缓缓行驶，有始无终了。我继续拨弄这些年头，没有乡愁，只是声调很急迫。如果说，话相拥挤，而语无伦次，那也怪不得我。必须从速，否则我就丧失勇气了。

九月，在巴黎，我进入亨利四世中学哲学预科班，作为住校生，尽管我父母的住所离学校仅有数百米。算起来，我寄宿学习已有六年了。在前几所教会学校中，我领略了更为严格的纪律，可是对我来说，住校生活，从来没有像亨利四世中学这么难熬。尤其放学时刻，眼看着走读生纷纷离校，从大门廊跑上街道。

我记不大清楚住校的同学了。好像有三个男生来自萨尔格米讷城，准备上巴黎高师。我班上一个马提尼克68岛的同学，经常同他们在一起。另一名学生总抽烟斗，穿一件灰色罩衫、一双方格布列顿呢拖鞋。据说，他住校三年，没有出过这所中学的院墙。我还隐约记得同宿舍一个同学，矮个头儿，红棕头发，两三年后，在圣米歇尔大街，我远远望见他在雨中身穿大兵的军装……熄灯之后，夜间值班员手提灯笼，挨床上察看是否有人。这是一九六二年秋季，也像是十九世纪，也许上溯更久的一个时期。

我父亲只来这所学校看过我一次。校长允许我到学校门廊下等我父亲。这位校长的名字很好听：阿多尼斯·戴尔佛斯。父亲的身影，就站在门廊下，但是看不清他的脸，就好像在这中世纪修道院的背景中，他的出现在我看来是虚幻的。一个高挑身材的男人侧影，没有脑袋。记不得是否有会见室，我们是在二楼见的面，我想是间图书室，或者礼堂。只有我们父子二人，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前。我一直把他送到中学的大门口，他在先贤祠广场上渐行渐远。有一天，他向我透露，他十八岁那年，也经常到学院区来，兜里的钱只够吃顿便餐，在杜蒙—拉丁馆要杯牛奶咖啡，吃几个羊角面包。那时，他肺部有阴影。我合上眼睛，想象他沿着圣米歇尔大街返回，走在法兰西行动69的那些乖乖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中间。属于他的拉丁区，倒应该是维奥莱特·诺兹埃尔区。当年，他在维奥莱特大街上，一定能经常迎面遇见她。维奥莱特，“费纳隆70中学漂亮的女生，在她书桌里养蝙蝠。”

我父亲又跟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结婚了。他们住在五楼，在我母亲套间的上面。我父母一起生活的时候，这两层是一套房，一九六二年，还没有折分成两套房。在一九四七年，我父亲开始租下第四层时，就封死一道门，建了一道内部楼梯。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不同意我既住校，又继续见我父亲。

住校两个月，我收到父亲这样一封信：“……今天早晨九点十五分，你上楼来告诉我，只要我不收回让你住校的决定，你就决意不再返校。大约十二点半，你又向我重申说过的话。你这种行为无法形容。如果照你的想象，使用这种小小的敲诈伎俩，就能使我退让，那你真是异想天开。因此，为了你好，我还是赶紧劝你明天早晨返校，向你的校长道歉，说明缘故，因流感才缺课。我要极其明确地把话说在前头，你若是另搞一套，那就有你后悔的。你才十七岁，还未成年；我是你父亲，为你的学习负责。我打算去拜访你的校长。阿贝托·莫迪亚诺。”

我母亲没有钱，在这一九六二年十月份，没有一场演戏聘约。我父亲发出威胁，如果我不乖乖返回学校宿舍，他就不再供给我生活费用了。如今想一想，我觉得他在我身上花费不多：只是那点儿住宿费。不过，我想起五十年代末，我见他完全“身无分文”了，居然向我借一千旧法郎，那是我外公不时拿出些他的工人退休金，从比利时寄给我的钱。我感到他比我父母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