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至少应该尽可能地（第3/10页）

“还有，他是那样强壮的一个人。是那样充满活力。他眼睛那么一眨巴可有意思了。他对生活、对美食、对生意、对女人、对政治等等都是那样热爱。前不久他还到我在斯科普斯山的办公室去了，对我义愤填膺地发表了一通演讲，说耶沙亚胡·莱博维茨是在蛊惑人心，通过迈蒙尼德捞取资本。我试图表示异议为莱博维茨辩护的时候，他又哇啦哇啦地讲开了一个故事，是说一个来自德洛霍维茨[2]、在梦里见过迈蒙尼德的拉比的故事。我想说的是，那是一种对生活的挚爱。我以前总以为他会活到高龄的。”

好像是在对一起并非由他引起的争执发布最后裁决似的，费玛宣告说：

“事实上，他已经活到高龄了。准确地说，他毕竟不是英年早逝。”

尼娜说：

“我们将所有的安排都办理妥当了，这可纯粹是奇迹。一切都安排在星期天了。相信我好了，在安息日到来之前将这一切都安排妥当，可真是一场同时钟的疯狂赛跑。[3]我们的耶路撒冷现在比德黑兰还要恶劣。我们没有等你，你不生气吧，费玛?你等于消失不见了，我这才擅自做主，把该办的手续都办了。免得你头痛。我已经安排在《国土报》和《晚报》上刊登讣告了。也许我还应该安排在其他报纸上刊登告示的，可压根儿就没有时间了。葬礼的安排我们也做好了，是后天，星期天，下午三点。原来，他已经为自己预购了一块地皮，但不是在桑海德里亚，即你母亲旁边的墓地，而是在橄榄山。顺便说一句，他还为你买了一块临近的地皮。就在他旁边。关于葬礼，他还在遗嘱里作了详细、周到的交代。他甚至还选定了赞礼员，是他的一个犹太同乡。也纯粹是一个奇迹，我还是设法打听到了他的地址，然后就在安息日到来前的一分半钟在电话里将他逮住了。他甚至还留下了自己墓志铭上的措词。是一篇韵文什么的。不过墓志铭的事可以等到第一个月结束，如果不是等到周年结束的话。如果因他乐善好施而得益的人有四分之一来参加葬礼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做出至少五十万人的估计。包括市长、各色拉比和政客在内，更不用说所有那些肝肠寸断的寡妇和离婚妇女了。”

费玛一直等她说完了，这才轻声地问道：

“你自己把遗嘱打开了?”

“在办公室里。当着几个证人的面。我们只是以为……”

“谁许可你这么做的?”

“非常坦白地说……”

“在哪儿呢?我是说遗嘱。”

“在这儿，在我公文包里。”

“给我。”

“马上?”

费玛站起身，从她手里接过那只黑色公文包。他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只棕色信封。他默默地走了出去，独自站在阳台上。一千年前的那个星期五傍晚，他父母就站在阳台上，看上去就像一对遭遇船舶失事而身陷孤岛的幸存者一样，此刻他就站在他们当年恰好站立的地方。最后一缕光亮早已暗淡下来了。本·迈蒙大道上的寂静飘拂上来。街灯闪烁着摇曳不定的黄色光亮，其间飘流着一片片云雾。所有的石头大楼都无声地立在那里，每家每户的百叶窗都关闭着。大楼里都没有一丝声音。好像此时此刻已经变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偶尔刮过一阵风，传来十字架谷[4]的狗吠声。第三种状态是一种恩赐，只有放弃一切欲望，只有没有年龄、没有性别、没有时间、没有比赛、没有任何东西地站在夜空下，才能达到。

可有谁能够这样站立在夜空下的呢?

在他童年时代，就在这儿的雷哈夫亚居住着一些个头矮小、举止优雅的学者，就好像瓷人似的，一个个都是迷惑不解、温文尔雅的样子。他们有一个习惯性的做法，就是在街上举起帽子彼此打招呼。好像要在脑海里抹掉希特勒似的。就好像要在脑海里构想一个从不存在的德国似的。因为他们宁愿让人觉得心不在焉或是荒唐可笑也不愿让人觉得傲慢无礼，所以甚至在他们还无法肯定正朝他们走来的人到底是不是朋友或熟人的情况下也会把帽子举起来，只是看上去像是朋友或熟人时也把帽子举起来。

费玛九岁的时候，就在妈妈去世前不久的一天，他和爸爸正在阿尔法西街散步。巴鲁赫停下脚步，和一个穿一套老式西装、打一条黑色蝶形领结、衣冠楚楚、大腹便便的老人用德语（也可能是捷克语）没完没了地聊开了。最后，小孩子的耐心给耗尽了，他一边跺脚，一边在那里拉扯着爸爸的胳膊。父亲朝他脑袋就是一巴掌，用俄语冲他吼叫着说：“你这个白痴！你这个鼻涕虫！”后来，他对费玛解释说，那人是个教授，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学者。他对他解释“世界闻名”是什么含义，如何才能“世界闻名”。费玛永远也忘不了父亲的那番解释。这个词语至今还让他既感到敬畏又觉得鄙夷。又有一次，是七八年之后的事了，是一天早晨的六点半，他和父亲在拉什巴姆街上散步，他们忽然看见本·古里安总理迈着矫健有力的短步走过来，本·古里安当时就住在本·迈蒙大道和乌色什金大街的拐角，喜欢每天凌晨轻快地散上一会儿步，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巴鲁赫·农贝格抬起帽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