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翻开新篇章的希望（第2/5页）

看到身材矮胖、头发蓬乱的费玛在难为情地笑着，手掌和膝盖上全是污泥，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又像往常一样，不禁好笑，心中充满了爱怜，同时又止不住要斥责人的强烈冲动。瓦尔哈夫提格大夫是一个温和的人，特别腼腆，容易动感情，因而常常忍不住自己的泪水，尤其是当别人向他道歉、请他原谅的时候。他总是摆出严厉的架势，总是呵斥周边的人，借以吓唬他们，原因或许就在这里。他的呵斥喊出来总是很温和，没有一丝伤害力。

“哈！阁下！冯·尼森少将先生！看得出来，您刚从战壕里出来！我们应当给您戴上一枚勋章！”

“我迟到了一会儿。”费玛害羞地回答，“很抱歉。我在花园小路上摔了一跤。外面湿得很。”

“原来是这样！[3]”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吼道，“又是一次不可避免的迟到！又是一次不可抗力！”接着，他开始第N次复述一位死者参加自己葬礼迟到的笑话。

他是个敦实的人，有着深沉男低音歌手的身材，面部像酒鬼一样红润、松弛，上面的血管纵横交错，病态地外现出来，你差不多可以根据这些血管的跳动来测量他的脉搏。在任何场合他都可以讲一个笑话，而且总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开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说的是……”还有，在就要抖出包袱之前，他自己总是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费玛早就听说了那个死者没有赶上自己葬礼的原因，尽管他都听腻了，但还是淡淡地笑了一下，因为他喜欢这位心慈的暴君。瓦尔哈夫提格经常用洪钟般的声音发表长篇大论，讲饮食习惯和世界观的联系，讲“社会主义”经济，讲“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滋长懒惰和诈骗，因而如何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瓦尔哈夫提格会像一个虔诚的信徒赞美上帝的创造一样，用神秘、伤感的语调说出最后这几个词。

“今天这里真安静。”费玛说。

瓦尔哈夫提格回答说，他们正在等待一位随时到达的著名艺术家，她的管子有些阻塞。这个医学意义上的“管子”让他联想到一个著名的故事，便把这个故事讲给费玛听。

与此同时，加德·埃坦大夫像猫一样，偷偷摸摸地从办公室溜了出来。他身后跟着塔马·格林威治护士。塔马·格林威治看上去像个早期的拓荒者，四十五岁上下，穿一条浅蓝色棉布连衣裙，头发整齐地别在脑壳后面，活像一个小小的羊毛球。由于色素特殊，她的一只眼睛是绿色的，另一只是棕色的。她搀扶着一位面色苍白的病人穿过接待大厅，将其护送到疗养室。

动作轻盈自如、肌肉结实发达的埃坦大夫靠在桌子上，嘴里嚼着口香糖，下巴一上一下悠闲地运动着。费玛向他打招呼时，他下巴一挪，算是向对方打招呼；瓦尔哈夫提格问他问题时，他也下巴一挪，算是回答；赶上费玛向他打招呼、瓦尔哈夫提格问他问题时，他或许也只下巴一挪，就算是既向费玛打了招呼，又回答了瓦尔哈夫提格的问题。他那双水汪汪的蓝眼睛盯着墙上莫迪里阿尼[4]画作复制品最上面的一块地方。他挂着一副踌躇满志的表情，长着稀疏、金黄的胡须，在费玛看来，他就像一个尽管不情愿却仍被派驻到外蒙古的傲慢的普鲁士大使。他让瓦尔哈夫提格讲完了另外一个有名的故事。接下来是一片寂静。然后，他像一只懒洋洋的豹子，差不多没有嚅动舌头，轻轻地说：

“别在喋喋不休了，接着干吧。”

瓦尔哈夫提格立即遵命，跟他走进了治疗室。治疗室的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一开一关的间隙，一股刺鼻的防腐剂味道便散发开来。

费玛洗了洗手，为疗养室的那位病人冲了一杯咖啡。然后，他为塔马和自己各冲了一杯，穿上一件白色的短外套，在办公桌旁边坐下来，开始翻阅病人就诊登记簿。登记簿上，他也用希伯来文书写数字，而不用阿拉伯数字。他将已付账目、拖欠账目、化验日期、化验结果和所有预约变更情况都记在登记簿上。他还掌管装着病历、详细处方、超声波检查和X光检查的档案柜。这些，加上接电话，就是费玛的全部工作。另外，每隔两三个小时，他还要给两位大夫和护士各冲一杯咖啡；偶尔，如果病人在治疗时疼痛难忍，他也为病人冲上一杯。

接待大厅与费玛办公桌相对的一端有一张小咖啡桌、两把扶手椅、一块小地毯，墙上挂着德加[5]和莫迪里阿尼画作的两幅临摹。这就是候诊区。有时，为了帮助病人度过难熬的候诊时间，费玛就找一些中性的话题与对方闲聊起来，比如日益上涨的物价啦、头天晚上播出的电视节目啦等等。然而，大多数就诊病人情愿一声不吭地等在那里，浏览杂志。在这种情况下，费玛就会埋头看自己的报纸，尽量淡化自身的存在，以免发生尴尬。大门紧闭的治疗室里在发生什么事呢?费玛有时听到或者自以为听到的呻吟声是怎么回事呢?形形色色的女人带着各种各样的表情进来，又带着各种各样的表情离去，这些表情是什么意思呢?诊所里刚刚结束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在这儿刚刚开始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或那个女人身后的阳刚的影子是什么呢?那个没生出来的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呢?真的生出来了会是什么样的呢?费玛每每尝试着破解或杜撰这些问题。他猜测着，斗争着，因为一方面他觉得反感，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应该参与各种形式的痛苦，至少应该在想象中参与这些形式的痛苦。有时，他觉得做女人就是一种极度的不公，差不多是一种残酷的疾病，它让人类的一半饱受苦难，使这一半人遭受堕落和屈辱，而人类的另一半却可以幸免。但有时候，又有一种朦胧的嫉妒在他的内心翻腾起来，那是一种被剥夺感或失落感，好像他受到了欺诈，被人骗走了一种神秘的本领，这种本领可以让她们能够同世界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而他却永远做不到。他越是这样想，就越难分清自己是在怜悯还是在嫉妒。子宫、受精、妊娠、生产、产褥期、哺乳，甚至月经，甚至流产和堕胎——他想象着所有这一切，一遍又一遍地用力感受原本不该由他感受的感觉。有时，他这样想着，就会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撩拨自己的乳头。他的两只乳头像是一个空洞的笑话，一个悲哀的古迹。接着，一阵怜悯的潮水袭上他的心头，那是对所有男人和女人的一种深沉的怜悯，好像男人和女人之间在性别上的分离只不过是一场残酷的恶作剧。他觉得该是反叛的时候了，是带着同情或理智来采取行动、结束恶作剧的时候了。或者，至少应该把因为恶作剧导致的痛苦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时，尽管没人找他，他也会站起身来，到冰箱里取一杯凉水，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递给一位正在候诊的女人，并喃喃地说：就会好的。或者说：喝点水吧，这样你会觉得好受些。一般情况下，他这样做只能让对方感到些微的诧异。但偶尔也会博得对方感激的微笑，这时他会点点头，好像在说：这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