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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从百叶窗操作归来后，他从里面把前门反锁上，插上插销，把铁支架塞到两边的门柱里，再把抵御抢劫者或侵略者的铁棍插进去把守门户。厚重的石墙保护我们免遭邪恶的侵袭，还有铁百叶窗，以及笨重地站在我们后墙另一边的黑黝黝的山，像一个高大的不苟言笑的摔跤运动员。整个外部世界都锁在了外面，在装甲小屋里，只有我们三人，炉子，以及一面面从头到脚被书遮蔽的墙壁。于是整座房子每天晚上都要密封，像潜水艇一样，慢慢潜入水底。因为就在我们旁边，整个世界戛然停止，只要你走出前院左拐，向前走两百米，走到阿摩司大街尽头左拐，再走上三百米来到泽弗奈亚最后一家门口，那正是路之尽头，城市之尽头，世界之尽头。再过去只有茫茫黑暗中空寂的石头山坡、沟壑、山洞、光秃秃的群山、山谷，雨水荡涤着石村，黑压压的利夫塔、淑阿法特、贝特伊克萨、贝特哈尼纳、尼比萨姆维尔。

每天晚上，耶路撒冷的居民就这样把他们自己锁在家里，像我们一样，写作。住在热哈维亚、塔拉皮尤特、贝特哈凯里姆以及克里亚特施穆埃尔的教授和学者、诗人和作家、理论家、拉比、革命者、预言大难临头的人，以及知识分子。要是他们不写书，他们就写文章；要是他们不写文章，他们就写诗，或者编纂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和传单；要是他们不写反抗英国人的非法墙报，就给报纸写信；或者相互之间通信。所有耶路撒冷人每晚低头坐在一张纸面前，修改，涂抹，书写并润色。约瑟夫伯伯和阿格农先生，在塔拉皮尤特小街两侧面对自己的那张纸。亚历山大爷爷、杰尔达老师、扎黑先生、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布伯教授、肖勒姆教授、伯格曼教授、托伦先生、内塔尼亚胡先生、维斯拉维斯基先生，甚至还有我的母亲。父亲在做研究，揭示立陶宛民族史诗中的梵语母题，或者荷马对白俄罗斯诗歌的影响。仿佛他夜晚正从我们的小潜水艇里举起望远镜，遥望但泽和斯洛伐克。住在我们右边的邻居伦伯格先生，坐在那里用意第绪语撰写回忆录，而我们左边的邻居布赫夫斯基夫妇也许每个晚上也在写作，还有楼上的罗森多夫，以及马路对面的斯迪奇夫妇。只有山，我们后墙外的邻居，始终保持沉默，没写一行字。

书是一条纤细的生命线，把我们的潜水艇系在外面的世界上。我们四周尽是山，山洞和沙漠，英国人，阿拉伯人以及地下斗士，深夜，机关枪齐发，爆炸，伏击，逮捕，挨家挨户搜查，对今后仍然等待我们的事件怀有令人窒息的恐惧。纤细的生命线在这当中仍然蜿蜒而上，向着真正的世界前行。在真正的世界里，有湖泊、森林、农舍、田野、草地，还有带有塔楼、飞檐和三角墙的宫殿。那里的门廊，饰有黄金、丝绒和水晶，枝形吊灯上密密麻麻的小灯闪闪发亮，像七重天。

在那年月，我说，我希望长大做一本书。

不是作家，而是一本书。这种想法源于恐惧。

因为这一点是从没有到以色列来的亲人均遭德国人杀害这一事实本身慢慢领悟到的。在耶路撒冷有种恐惧，但是人们尽量把它深埋在心中。隆美尔的坦克几临以色列土地，意大利的飞机在战争中轰炸了特拉维夫和海法，天晓得英国人在离开之前会做些什么。他们离开之后，恐怕一群群阿拉伯人，成千上万穆斯林，会准备在几天之内把我们杀光，杀得连一个孩子也不剩。

自然，大人们尽量不当着孩子的面谈论这些恐惧。无论如何不用希伯来语说。但有时会说漏了嘴，或者有人在睡梦中大叫。我们的住房像笼子一样又狭小又拥挤，晚上熄灯以后，我听到他们在厨房里面对着茶点嘀嘀咕咕，我听到海乌姆诺集中营、纳粹、维尔纳、游击队员、行动、死亡营、死亡列车、大卫叔叔和玛尔卡婶婶，以及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堂弟大卫。

不知何故，恐惧侵袭了我。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并非都能长大。有时坏人会将他们扼杀在摇篮里，或者杀死在幼儿园。在尼海米亚大街，曾经有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装订工人，他站到阳台上尖声叫喊：犹太人，逃命，快啊，不久他们就会把我们杀光。空气沉重，笼罩着恐惧。我已经可以猜想得出，杀人是多么轻而易举。

的确，烧书也不难，但要是我长大后成为一本书，至少有良机可单独生存下来，如果不是在这里，那么会在其他某个国家，在某一座城市，在某个偏远的图书馆，在某个被上帝遗弃了的书架的角落。毕竟，我亲眼见过书怎样想方设法在拥挤不堪的一排排书架间，在黑暗的尘埃里，在一堆堆选印本和期刊中藏匿，或者是在其他书的背后找到藏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