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姬 冬天的湖（第3/6页）

丈夫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弄得波子有点手足无措。她只拣报上的大字标题浏览了一眼，矢木又接着说：

“还有一个问题，谁来掌管品子贞操带的钥匙？这钥匙就由你掌管吧。”

波子平静地站起身来，向排练场走去。

她觉得这种玩笑实在令人生厌。当她知道矢木存款的秘密之后，想起这个玩笑，就不禁有点害怕了。

“今早，你父亲听了《彼得鲁什卡》，就说：品子她们不至于在思考尼金斯基的悲剧吧。”波子对品子说罢，递给她一本《芭蕾舞读本》。这是一位正在访问日本的苏联芭蕾舞演员撰写的书。品子接过手，却说：

“这本书我读过好几遍了。”

“是啊，我也在读，可不知怎的竟把这本书拿了出来。你父亲说：尼金斯基不就是战争和革命的牺牲品吗……”

“不过，尼金斯基还在上舞蹈学校的时候，就有位医生说过，这少年将来总有一天会发狂的。”

品子的声音被电车过铁桥的声音掩盖了。她凝视着六乡的河滩，仿佛回忆起什么东西。电车过铁桥不久，她又开腔说道：

“这位叫作塔玛拉·托玛诺娃的芭蕾舞女演员也是个可怜的革命战士的孩子吧。她父亲是沙俄的陆军上校，母亲是高加索的少女，父亲因革命负重伤，母亲被射中下巴颏，用牛车护送去西伯利亚途中，生了塔玛拉。是在牛车上……他们在西伯利亚流浪，后来被撵出国，亡命到了上海。他们在那里观看了前来巡回演出的安娜·巴甫洛娃的舞蹈，小塔玛拉·托玛诺娃便想当舞蹈家……托玛诺娃在巴黎歌剧院演出了《珍妮的扇子》，名噪一时，被誉为天才少女，当时她才十一岁。”

“十一岁？安娜·巴甫洛娃到日本演出《白天鹅之死》，是在大正十一年。”

“是在我出生之前啊。”

“是啊……是在我结婚之前，那时我还是个女学生呢。巴甫洛娃逝世正好是十年前的事。记得她享年五十。巴甫洛娃来日本时，也就是妈妈现在这个年龄吧。”

塔玛拉·托玛诺娃是在被送往西伯利亚的牛车上出生的。她从上海去巴黎。在上海看到那个舞蹈。这回在巴黎，自己的舞蹈又得到了安娜·巴甫洛娃的赏识。她们幸运地相遇。世界第一流的芭蕾舞演员，看了年幼的托玛诺娃的排练也感动了。小舞蹈演员竟能同自己崇拜的巴甫洛娃一起，在特罗卡德罗的舞台上同台演出。

后来托玛诺娃加入了蒙特卡洛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又在乔治·巴兰钦等人的“芭蕾·一九三三年”芭蕾舞团里当了首席舞蹈演员。当时年仅十四岁。

据说这位小个子少女，脸上一副忧郁的神色，舞蹈起来总令人觉得有几分寂寞的影子。

“目前她在美国表演吧。该有三十岁了。”品子想起来似的说，“我经常从香山先生那里听到有关托玛诺娃的消息。那是在香山先生率领我们为军队、工厂或伤兵慰问演出的时候，我也才十五岁上下……大概和托玛诺娃作为天才少女在蒙特卡洛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和‘芭蕾·一九三三年’跳舞时同年吧。”

“是啊。”

波子点点头。她难得听到品子提起香山这个名字，不由得竖起了耳朵。

然而，波子又把话岔开了。

“在英国，芭蕾舞团也到前线、工厂和农村去慰问演出，一般群众也被芭蕾舞的魅力吸引，这不就是战后芭蕾舞盛行起来的原因之一吗？日本流行芭蕾舞，是不是也有这个因素呢？”

“怎么说呢。在受到战争压抑的个性的解放中，女性的解放是以芭蕾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确切的。”品子回答，“不过，同香山先生一起作慰问旅行，我也很怀念。就连去东京，我也常想，回去时不知还能不能活着渡过这座六乡川上的铁桥啊。我去敢死队基地一边跳舞，一边就想：我也在这儿死掉算了。能乘上卡车就算不错，有时还乘坐牛车呢。在牛车上，香山先生给我们讲了塔玛拉·托玛诺娃在牛车上出世的故事，我哭了。当时由于遭到空袭，城市正在燃烧，飞机临近的时候，我们就从牛车上跳下来，躲在树下。香山先生也说，我们就像俄国人被革命追赶一样。我觉得也许那时比现在还幸福。因为那时没有彷徨，也没有疑惑……一心只想慰问为国而战的人，于是拼命地跳舞。有时也和友子一起跳。我才十五六岁。旅途上随时都可能死，我却一点也不害怕，因为心中有个信仰在支撑着……”

那次旅行，香山用胳膊保护品子。品子至今还感到他的胳膊仿佛依然搭在自己的肩上。

“不要再谈战争的事了。”

波子本打算轻轻地说，岂料声音变得格外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