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传阅函件（第6/10页）

我无意提倡柏拉图的政治主张：国家应由学者或哲人统治，因为柏拉图时代的世界还很年轻。柏拉图虽然算是某种卡斯达里的开山祖师，但他却不是卡斯达里人。他是皇家的后裔，生来的贵族。就算我们也是贵族，也有贵族的气质，但我们是心智上的贵族，而不是血统上的贵族。我不相信人类教养一种同时也是理智贵族的世袭贵族。那是一种非常理想的贵族，但只是梦想而已。我们卡斯达里人不宜于做统治的工作，因为我们都是已经开化的人，都有高度的智力。假设我们不得不治理国家大事的话，我们将不会运用真正统治者所不可或缺的那种武力和天真。尤其是，假如我们那样做的话，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疏忽我们本来的田地和真实的关注，亦即培养一种模范性的文化生活。治理国事虽不像某些自负的知识分子所想的那样需要愚鲁或老粗的气质，但不仅需要有全心全意地乐于外务的习性，亦即要有使本身与外在目标认同的性向，同时还要有一种毫不迟疑的果断精神，亦即为求达到目标而不择手段的本领。而这一切却是学者（我们不想自称哲人）所不能有、所不会有的特性，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但认为冥想重于行动，而且，我们亦已学会，在为了达到目标而选择手段时，势必要尽人智之所能而小心谨慎，而步步留神。

因此之故，治国不是我们的工作，参政也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是擅长检查、分析，以及测度的专家。我们是一切规矩、一切章程，以及一切做法的维护者、确定者，我们是专管文化度量衡的标准局。就算我们也做其他许多事情——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也做革新家、发明家、冒险家、征服者，以及重新解释者，但我们的首要任务，却是使得一切知识的源泉保持纯净，这是人民需要我们和保有我们的主要原因。在交易时，在政治中，偶尔指鹿为马，称黑为白，往往是一种天才手笔，但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能办到的事情。

在过去的一些时代，在所谓“鼎盛时代”的战乱期间，知识分子有时会因受到怂恿而投身政治圈中。这在副刊时代的末期尤其显著。那个时代走火入魔，竟至超过了它所需要的限度，居然坚持心灵必须服务政治或服从军事的主张。正如教堂里的铁钟被拿去熔铸枪炮，无助的学童被拉去补充军队的缺额一样，心灵的本身也被钳制起来而作为一种战争物资受到消耗。

不用说，我们自然无法接受此种要求。在局势危急之时，一个学者可以被从讲台上或书桌旁拉去当兵；在某些情况之下，他可以自愿投笔从戎。当国家被战争弄得民穷财尽，乃至物资缺乏时，学者不但必须节制一切物质享受，有时甚至还得束紧肚皮，准备挨饿。不用说，所有这一切，都应视为当然而加以接受。一个人所受的教养愈高，所享的特权亦愈大，必要时所做的牺牲亦愈重。我们希望每一个卡斯达里人都将这些视为当然的事情——假如那种时候来到的话。情势紧迫时，我们可以准备为人民牺牲自己的舒适、安乐，乃至生命，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准备为了一时的需要，为了人民或将军的要求而牺牲心智的本身，而牺牲我们精神生活的传统和德性。逃避人民所受的挑战、牺牲，以及危险，当然是一种懦夫的行为。但是，如果为了物质上的利益而出卖心智的生活原则——例如将二乘二的结果交由统治者斟酌决定——则不仅是懦夫，同时也是叛徒了。为了其他任何利益——包括自己国家的利益在内——而牺牲真理之爱，而牺牲知识上的诚实，而牺牲忠于心智法则和方法的精神，都是一种叛逆的行为。政治宣传和利益冲突一旦损害、歪曲，乃至破坏真理的价值——就像个人、语言、艺术，以及其他一切不可或缺、且已有高度发展的东西已经受到的一样——那时，我们的责任便是为了挽救真理而反抗，而奋斗，因为那是我们的最高信条。故意宣说、笔述，或教授不实之事的学者，存心支持谎言和骗术的学人，不仅破坏有机组织的原则，同时也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不论当时的情形看来如何，都是如此。何以故？因为他污染人民的空气、土壤、饮食，以及水源；他不但毒害人民的思想和法则，而且还助长一切威胁国家安全的敌对邪恶势力。

因此，卡斯达里人不应该做政治家。假如不得不做的话，他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改变他对心智生活的志节。人类的心智只有在服从真理的判断时，才有益处，才是尊贵。一旦背弃真理，一旦不再尊重真理，一旦出卖真理，它就成了十足的妖魔，比本能的兽性更加恶劣，总是留存着某种天生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