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凡尼的房间》连接（第2/3页）
这些书成了我正式课程之外的功课，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线索贯穿其中，并没有按照流派和历史时期的顺序出现。但是我相信所有的书（Our Bodies，Ourselves 除外）都是只为我一个人挑选的。
当然，洛克小姐那时一定已经发现我是同性恋，而我也刚刚在不久前才向自己完全承认这一点。除了同性恋男孩，没有人会痴迷地反复阅读The Dark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 和William Inge的剧作中的独白，甚至没有人会阅读那个题材的任何戏剧。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圣公会寄宿学校。除了同性恋男孩，没有人会尝试阅读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的作品《享乐主义者马利乌斯》（Marius the Epicurean ）。这本书单调乏味，很难想象现如今还会有人能读完。我之所以知道这本书也是因为我那时开始阅读关于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所有作品，包括维维安·霍兰（Vyvyan Holland）写的《奥斯卡·王尔德之子》（Son of Oscar Wilde ）。维维安是奥斯卡两个儿子中的弟弟，在父亲被捕后逃到了欧洲大陆。《享乐主义者马里乌斯》（又译《伊壁鸠鲁信徒马利乌斯》）是王尔德深深喜爱的一部作品，它的作者是一位对其有深远影响的教授。因此我也读了这本书。
但是，不得不再次强调，当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此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论过王尔德，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是同性恋。洛克小姐也没有提到过，她只是把书留给我。
最后，她把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同性恋小说《城市与支柱》（The City and the Pillar ）和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小说《乔凡尼的房间》留给了我。《乔凡尼的房间》写于1956年，描述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他们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意大利人。小说以名为大卫的美国人为第一人称进行讲述。在乔凡尼因谋杀被处以死刑的前夜，大卫以闪回的方式讲述了这个关于爱、背叛和嫉妒的故事。书名中的房间是乔凡尼在巴黎拥有的一个仅有一间房间的公寓，在那儿他和大卫曾经幸福地生活过。
看这本书时我为乔凡尼和大卫失声痛哭。我是个戏剧化的人。也许这就是我的本性，也许这也和那些在学校图书馆度过的阅读威廉·英奇和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以及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的下午有关。但是即便在我沉醉于书中的情节时，我仍意识到除了都是同性恋，我的生活与书中的人物或书的作者都没有相似之处。
不过，同为同性恋的身份依然对我有特殊的意义。那时作为同性恋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就是在那一年，哈维·米尔克，美国第一位经选举任职政府官员是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与旧金山市长一同被射杀了。杀手被判入狱七年。而在律师辩护说他因为吃了太多夹馅面包导致精神问题后，他实际上只服刑了五年。在那之前的一年，安妮塔·布莱恩特发起了针对同性恋人士的全国性的仇视运动，得到了全国数百万人的热情支持。电视节目和主流电影中没有同性恋角色，即便有也是以自杀或杀害别人为结局。任何形式的歧视都是合法的、全国性的，而且看不到短期内改变的希望。同性恋者、变性者被公开辱骂，时刻受到暴力威胁。（当然，很多合法的歧视在今天仍然存在，美国对于同性恋者、变性者来说依然是个危险的地方，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变性女性。）
就我所知，我所在的学校里无论是学生会还是教职员工中从来没有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我相信如果有人发现我是同性恋，我将不得不离开我心爱的学校。
要说洛克小姐留给我的那些书拯救了我的生活确实有些夸张。不过那些书帮助我越来越清晰地描绘出生活的远景，在恐惧氛围中让我看到了希望。
鲍德温通过来自美国的大卫诉说道：
乔凡尼唤醒了我身体里的痒痒肉，还咬了我一口。这是在一个下午，是我带着他沿着蒙帕尔纳斯（Montparnasse）大道去上班的路上意识到的。我们买了一千克樱桃，边走边吃。那个下午，我们两个都兴致高昂，傻傻地充满了孩子气。两个成年男子把樱桃核当成纸团那样朝对方脸上扔，在人行道上互相推搡躲避。这情形在别人眼里一定十分离谱。我意识到在我这个年纪仍能像孩子一样是多么奇妙的事情，而随之而来的幸福感更让人开心。那一刻，我真的爱着乔凡尼，那个下午的他比任何时候看起来都更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