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但书写的我（第6/10页）

他们拿出许多大头照，都是一些睡眠不足的年轻男子，一头乱发，神情恍惚，深深的黑眼圈挂在脸上。有些人的眼睛让人联想到挑水夫的黑眼珠儿子，以前当他和他爸爸一起来梅里伯伯的公寓替水箱加水时，他总会用照相机般的眼睛凝视公寓里的所有家具，把一切印入脑海。有些人则很像那些满脸痘子、吊儿郎当的年轻人，趁着电影中场休息五分钟的时间跑来找如梦，自称是“朋友的朋友的弟弟”，完全不理会跟她一起看电影的堂哥是否在旁边，或是如梦正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潘吉雪糕。另外有一些人，像是和我们同龄的店员，透过男性服饰店半掩的门，睡眼惺忪地望着着返家的小学生。还有一些人——这是最可怕的一种——他们不像任何人，丝毫不会让人联想到任何人或任何事情。这些空洞的脸孔，衬着警察部门那没有粉刷、污秽、黏了不知道什么脏东西的墙壁，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常常我从记忆的迷雾中，隐约辨认出一个朦胧的阴影，不完全清晰但也不完全模糊。而每当我遇到这种踌躇难行的时刻，站在一旁的冷酷探员就会鼓励我，向我透露一些暗示性的数据，提示大头照中那张鬼魅脸庞的身份：这个小鬼头，多亏密报，被我们在席瓦斯的一家右翼咖啡店里给逮到，身上背了四件凶杀案；这个连胡子都还没长齐的小鬼，在一份拥护恩维尔·霍查的刊物中发表一段长篇大论，认定耶拉为实体标靶；这个外套上掉了纽扣的家伙，目前正从马拉蒂亚被押送到伊斯坦布尔，他是一个老师，但却不断灌输他九岁大的学生们，耶拉该当被砍死，因为他在十五年前一篇讨论鲁米的文章中，亵渎了一位伟大的宗教人物；这个怯懦的中年男子，看起来像个平凡的居家男人，其实是个酒鬼，在贝尤鲁一家酒馆里高谈阔论什么要消灭我们土地上所有的害虫，结果正巧隔壁桌的市民，满脑子都是报纸的悬赏奖金，便灵机一动向贝尤鲁分局举报他，声称这家伙在列举害虫的名单时也提到了耶拉的名字。卡利普先生认不认识这个宿醉的酒鬼，这些游手好闲整天做白日梦的混混，这些疯言疯语的怪人，这些没用的废物?卡利普先生这几年来，有没有看过耶拉跟刚才一张张拿给他看过的照片中哪个恍惚或罪恶的面孔在一起?

仲夏，当印着鲁米肖像的五千里拉纸钞开始发行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讣闻，一位名叫法蒂赫·穆罕默德·乌申绪的退休上校过世了。那一阵子，炎热的七月夜晚，深夜访谈任务的次数直线上升，而放在我面前的大头照也以倍数增加。比起耶拉的小小照片收藏，在这里我看到了更悲伤、哀怨、吓人、不可思议的脸：脚踏车修理工、考古系学生、纺织机操作员、加油站服务员、杂货店进货员、叶西坎电影公司临时演员、咖啡店老板、宗教论文作者、公交车收票员、停车场服务生、夜总会保镖、年轻会计师、百科全书推销员……他们全都受过严刑拷问，经历了大大小小的鞭打；他们全都望着镜头，带着一副“我不在这里”，或是“反正其实我是另一个人”的表情，掩盖他们脸上的恐惧和忧伤。他们似乎想借此忘掉那沉淀在他们记忆深处的失落秘密——然而由于他们已忘记了它的存在，所以他们也从不曾想起它——把那神秘的知识抛入无底深井中，永不复返。

当初，为了看看在这场陈旧的棋局中，哪个棋子摆在哪个位置，我在全然无意识的情况下走了几步棋，然而如今这场棋局对我而言（对我的读者们也一样），只是通向一场命中注定的结局。我不想再回头，因此，我也不想再提起任何关于我看到照片中的人脸上写着文字的事情。只不过，某一个永无尽头的碉堡之夜（或者该称之为“城堡”?），当我再度以同样的肯定否决了所有送到我面前的照片后，调查局探员——我事后才知道他是一位参谋上校——问了我一个问题。“文字，”他说，“你能够辨认出任何文字吗?”接着他以内行人的老练口气补充道，“我们也明白，在这块土地上，一个人要做自己有多困难。但你不能多少帮我们一点吗?”一天晚上，我听见一个身材圆胖的少校谈论道，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有一些苏菲教派的残党，仍坚信某种救主降临的理论。他提起这个话题的口气，并不像在报告某项秘密情报，而像在阐述自己阴郁乏味的童年回忆：耶拉曾经多次暗中前往安纳托利亚，尝试与这些“反动余孽”接触，并成功地与其中一群冲昏头的人会面，地点常常不是在科尼亚郊区的一个修车场，就是在席瓦斯一个制棉被师的家里。耶拉告诉他们，他会把审判之日的暗示藏进专栏文章里，大家只要耐心等就好了。而在有关独眼巨人、博斯普鲁斯海峡干涸的一天、苏丹及帕夏易容扮装的文章里，便充满着这样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