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我的遗憾（第3/5页）

警察没能找到目击者。“节日烤肉店”的伙计听到了枪声，不过因为电视和客人的喧闹声，他没能听清开了几枪。清真寺上面的这家啤酒馆的玻璃上全是蒸汽，很难看清外面。卡要去的那家水果店的伙计说他什么也不知道，这让警察们很是怀疑，他们盯了这小子一个晚上，不过却一无所获。案发时，下面一条街上有个妓女正抽着烟等客人，她看到一个人朝凯瑟斯特拉斯大街跑去。这家伙个子不高，穿着黑色外套，皮肤很黑，长得像个土耳其人。不过她也没能更详细地描述这人的面貌。卡倒在人行道上之后，碰巧有一个德国人去了阳台，是他叫的救护车，不过他也没看到凶手。第一颗子弹从卡的后脑射进，从他的左眼射出。另外两颗子弹则打烂了卡心脏和肺周围的血管，穿过了他的前胸和后背，他那件灰色大衣上满是血。

“子弹是从后面射过来的，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是在后面跟踪他的人干的。”一位上了年纪、有点啰嗦的警探曾这样说过。也许在汉堡他就开始跟踪卡了。警察也想过其他的可能：情场纠葛或是土耳其人之间的政治报复……卡和火车站周围的地下世界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些店员看了卡的照片，告诉警察说卡偶尔会去性用品商店和那些放色情电影的小影院。既没有人提供线索，也没有来自媒体或其他方面的任何压力，所以过了段时间警察也就停止了调查。

那个上了年纪、一直在咳嗽的警探看上去不像是在调查命案，倒更像是要让人们忘掉这个案子。他约见了一些认识卡的人，可讯问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他自己在说。从这个和蔼可亲、对土耳其人抱有好感的警探这儿，塔尔库特·厄尔钦得知，在去卡尔斯之前的八年里，卡有过两个女人，一个是土耳其人，一个是德国人。我认真地记下了她们的电话号码。从卡尔斯回来后的四年里，卡没有和任何女人有过联系。

我们冒着雪，静静地走回卡的住处，找到了身材魁梧、很可爱但有点爱发牢骚的女房东。这栋老楼的顶层阴凉而且满是尘土味，房东一边开门，一边愤愤地说房子就要租出去了，如果我们不把里面这些脏东西拿走的话，她就要把它们给扔掉了。打开门以后，房东就走了。卡在这个昏暗、低矮的小房间里住了八年。我一进去就闻到了卡身上的那股味道（我从小就非常熟悉这味道），顿时我便泪满眼眶。这分明就是他母亲亲手给他织的毛衣的味道、他书包的味道、他家中自己房间里的味道，过去我还一直以为这是我不知道的、也没想起来问的某种土耳其香皂的味道呢。

刚来德国的几年，卡在集市里扛过包，给人搬过家，给土耳其人教过英语，还干过漆匠之类的活儿。在申请成为“政治流亡者”，开始领“难民补贴”之后，卡就和“土耳其人之家”（他就是在这儿找到那些活儿的）的共产主义分子疏远开来了。这些遭流放的土耳其共产主义分子觉得卡太内向，而且还有点中产阶级的味道。最后的十二年里，卡的另外一个收入来源就是在图书馆、文化馆和土耳其人协会里给大家朗诵他写的诗。只有土耳其人才来听他朗诵诗（人数偶尔也能超过二十人），如果一个月能有三次这样的机会，他就能挣上五百马克，再加上四百马克的难民补贴，这样他就能撑到月底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少。椅子和烟灰缸都是破破烂烂的，电炉也生了锈。起初，对于房东的责备我很气愤，还打算把卡所有的东西统统塞到旧箱子和袋子里带走，包括他的枕头（上面还残留着他头发的味道）、腰带和领带（我印象里他高中时就开始用了）、“巴利”牌的鞋（他曾在给我的信上说过，尽管鞋尖已经被脚趾顶烂了，可他还是把它当作拖鞋在家里穿）、牙刷和漱口杯、三百五十多本书、旧电视机和他从未对我提起过的录像机、已经穿破了的夹克衫和衬衣，以及他从土耳其带来而且已经穿了十八年的睡衣。不过我在写字桌上并没有找到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急了，我可是为了它才来法兰克福的。

在从法兰克福写给我的最后几封信里，卡曾高兴地提到过，花了四年的时间他终于完成了一部新的诗集。诗集的名字叫“雪”，里面大部分的诗都是他在卡尔斯灵感爆发时写在绿皮本子上的。从卡尔斯回来后，他发现这些诗中间竟然存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深层次”的联系。在法兰克福的四年他都用来修改这些诗了，这是个非常艰辛、折磨人的工作。因为在卡尔斯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会想到一些诗句，仿佛是有人伏在他的耳边轻声告诉他的一样，而在法兰克福时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