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不恨罪犯（第7/7页）

当他半夜醒来，孤独地躺在医院病房里，他想：“昨天我还很快乐。”

他告诫自己要远离政治犯干活的菜地和果园。但第二天早上，当他走过去看他们的时候，他看见了那个他害怕见到的人：爱因斯坦。他立刻就想到他是叛徒，而且他是第一次在监狱里看到他，这似乎是一种肯定。威利看到爱因斯坦第一眼就本能地不喜欢他（威利始终记着这最初的不喜欢），本能地不信任，但随后他们成了患难与共的同伴，而如今他又怀疑他了。威利知道，爱因斯坦对他的感觉也是一样。他渐渐发现，尤其是在树林的最后几年里，人与人的关系中有一种纯粹的互惠。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就总能和他融洽相处；如果你觉得他难以相处，他对你多半抱有同感。在狱中，爱因斯坦和其他许多人也许已经恢复了昔日的仇恨，每个人都重新捡起自己早先的仇恨，就像是进入了某个秘密宝藏，在如今这前路未卜的时候，凝视着这宝藏有助于他们恢复活力。（威利还记得他们在树林里见过的那个夸夸其谈的无知的革命者，从老早之前被镇压的叛乱中幸存下来，三十年来一直怀揣着他那幼稚的杀人哲学在各个村子间流浪，如今不能理解任何高明点儿的思想，一有动静就畏缩不前。）不必费多少心思，就可以看出狱中的爱因斯坦是如何日日端详他心底的仇恨宝藏，无须理由，也许也不计报酬，出卖威利令他感到莫大的满足。

见到爱因斯坦后，威利回到医院病床上。他向看守要了一张信纸，给萨洛姬妮写了封信。

两个星期后，她来看他。他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她说：“事情很严重。”

他一眼就看出，虽然过起了静修生活，虽然身穿素白的棉纱丽，但她作为调停者的头脑仍在运转。为全世界的政治犯奔走早已是她政治事业的一部分。他看得出，在这间狱中小屋里，她的头脑正在飞速思索着各种可能的办法。

她问：“你那本书，那本故事书，是由谁在伦敦出版的？”

他告诉了她。现在看来，那像是另一个世界。

“那是一家有名的左翼出版公司。是在一九五八年吧？”

“伦敦发生诺丁山种族暴乱的那一年。”

“显然那些暴乱对你产生了影响，是吗？”她的口气像一名律师。

“我不知道。”

“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也许是条路。你当时和什么重要人物有过联系吗？比如说，某个到大学里做演讲的人？”

“有一个牙买加人。他去过南美洲，和切·格瓦拉共过事，但他们后来不要他了。之后他回到牙买加开了一家夜总会。我猜这在你看来没有多大用处。另外还有一个律师，曾上过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我就是在那儿认识他的。他为我那本书出过不少力。”

“过了三十年，他也许已经变得很有名了。”

他告诉了她那个律师的名字，而她则让他生出了一种不真实的感受，仿佛一半回到了过去，在那黑暗的年代写下的那些荒诞的故事如今只剩下些模糊的记忆，令他局促不安，另一半仍在医院病房里，因为自己的困境一阵阵发冷。

威利告诉萨洛姬妮，律师名叫罗杰。威利的书出版几个星期后，罗杰曾写信给他谈及这本书。威利将这封信当作护身符，保存了很多年。他把它带到了非洲，在最初那几年还经常找出来看看。罗杰以他那老式知识分子的口吻写道：“诚如那位拉丁诗人所言，书自有其命运，而这本书留存世间的方式或许将会令你惊讶。”当时威利把这些话视作一个善意的预言。但并没有什么奇迹降临到他身上，后来他也就把这预言置于脑后了。离开非洲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把这封信带上；而且那时他多半已经找不到它了：又一件在非洲那场动乱中遗失的东西。但如今他在狱中又想起了罗杰信中的话，依旧把它视作一个善意的预言。

这预言似乎开始发动了，因为几个星期后，监狱长又把他叫去了。

“腿受伤了，行走还是有困难啊，”监狱长抬出那个旧玩笑。接着他换了一种口气说道：“我们从没听你说过以前是作家。”

威利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确实，”监狱长说着从桌上拈起一张纸，“据说你曾是现代印度小说的开拓者。”

威利知道，正如他父亲在三十年前给远在英国的大人物写信，最终将他送往伦敦，现在萨洛姬妮正在运用她丰富的政治经验，为他奔走活动。

六个月之后，威利被特赦，他再次前往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