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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不开心，”斯通纳费劲地说，“但我没有想到——我不知道——”

“我想我也不知道，”格蕾斯说，“我不会。可怜的埃德。他真是个倒霉蛋。我利用了他，你知道。噢，他是当了父亲，没错——可我利用了他。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总是那么难为情——他受不了这个。他参军才六个月就走了，就脱离了干系。我想，是我害了他。他是个多好的男孩，我们甚至都不怎么喜欢对方。”

他们谈到深夜，就像两个老朋友。斯通纳开始意识到，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她虽然很绝望，但却算得上幸福开心了。她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少喝点酒，年复一年，自我麻痹，来对抗自己那已经变得虚无的生活。至少，他很高兴女儿能够这样。他很欣慰，女儿还能喝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那几年，是他教书教得最好的几年。在某种意义上，这几年也是他平生最幸福的几年。战后的退伍军人下到了校园，改变了校园，给校园带来以前没有的生命品质。一种激情和震荡，这些东西积累到某种程度后带来了一种变化。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辛勤工作，学生们成熟中还带着生疏，都非常严肃，而且瞧不起凡俗琐事。由于对风尚或者习俗的天真无知，他们开始自觉地学习研究，这正是斯通纳梦想学生应该做的——好像这些学习研究就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作为特定的工具来实现特定的目标。经过这些年，他知道，教学绝对不要重样。他经常自娱自乐，达到一种精疲力竭的愉快状态，他希望这种状态永远不要结束。他很少考虑过去或者未来，也不考虑失望和欢乐，他把自己能有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工作的时刻，希望自己最终由自己的作为来作定论。

这些年，鲜见他从这种对工作的奉献状态中转移出来。有时女儿回哥伦比亚看看，好像漫无目标地从这个房间溜达到另一个房间，让他有种很难承受的失落感。二十五岁的年纪，她显得老了十岁。她继续喝酒，那种不变的冷漠就像一个彻底失去希望的人。显然，她越来越频繁地把孩子交给圣路易斯的爷爷奶奶看管。

他只听到过一次凯瑟琳·德里斯科尔的消息。1949年初春，他收到东部一所大型大学出版社的图书订单，上面说有凯瑟琳的著作出版，而且还简单介绍了下作者。她在马萨诸塞一所不错的文科学院教书，未婚。他尽快买了本她的书。当他双手拿着书时，手指似乎都活了起来，颤抖得那么厉害，都几乎打不开书。他翻了翻前面的几页，看见这样一句献辞：“献给威·斯。”

他的眼睛模糊了，一动不动坐了很长时间，接着又摇摇头，继续看着书，直到读完后才放下。

这本书跟他想象的一样好。文字优美，激情掩藏在某种冷静和智性的明晰背后。他从阅读的内容中看到了她本人，他想。斯通纳很惊讶，此刻看着她竟如此逼真。忽然，好像她就在隔壁房间，他把她的样子定了好一会儿才消失。他双手刺痒，好像刚刚触摸过她。他的失落感，内心藏了很久的失落感，喷涌而出，彻底将他吞没，他任由这股洪流裹挟着，意志已失去控制。他不想搭救自己。接着他又亲切地笑了，好像是冲着某个记忆而笑。他忽然想到，他都快到六十岁了，应该能够不受这种激情和这种爱的力量左右。

可他还是难以超越，他知道，而且永远超越不了。在麻木、冷漠、孤绝的背后，这种力量还在，强烈而稳定，它永远都在那里。年轻时他不假思索自由地释放这种力量，他曾经把这种力量投到阿切尔·斯隆展示给他的知识中——那是多少年前？在求爱和婚后的最初那段盲目、愚蠢的日子里，他曾把这种力量投放给伊迪丝。他曾把这种力量投给凯瑟琳，好像以前从未投放过。他还以古怪的方式，而且在自己完全意识不到的时候，把这种力量投到生活的某些关键时刻，也许投入得最充分。这是一种激情，既非心灵也不是肉体的激情，它就是一种综合了二者的力量，好像它们不过是爱情的材料，它的具体内容。对一个女人或者一首诗，它只是说：看哪！我活着。

他无法想象自己老了。有时，早晨刮胡子的时候，他盯着镜子里的影子，感觉这张吃惊地回望自己的脸上并没有身份标记，那双眼睛在一副古怪的面具上显得很清澈。好像他为了某种隐晦的原因，穿了副怒气冲冲的伪装，好像如果他愿意，就可以撤掉那茂盛的白眉毛，那乱蓬蓬的白头发，那塌陷在尖削的骨头上的皮肉，那假装老去的深深的皱纹。

然而，他知道，他的衰老并不是假装的。在这场大战后的几年里，他看到这个世界和国家已病入膏肓。他看到憎恨和怀疑变成一种疯狂，像急速传播的瘟疫般横扫大地。他看到年轻人再次上了战场，好像在一场噩梦的回荡中，充满渴望地奔向毫无意义的毁灭。他所感觉的同情、悲伤是如此老迈，是他衰老不可分割的部分，乃至在他本人看来，自己似乎还没有被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