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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然面带微笑，带着恶毒的冷嘲热讽的表情，转向斯通纳。“你也别想逃掉，我的朋友。真的别想。你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单纯的土地的孩子，像你对自己假装的那样？噢，不是。你也在弱者之列——你是个梦想家，一个更疯狂世界的疯子，我们中西部本土的堂吉诃德，但没有自己的桑乔，在蓝天下欢跳。你足够聪明——只是比我们共同的朋友聪明一点。但是你有这个瑕疵，那个顽疾。你觉得这里有某种东西，有某种东西值得去寻找。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你很快就会明白。你同样因为失败而与世隔绝；你不会跟这个世界拼搏。你会任由这个世界吃掉你，再把你吐出来，你还躺在这里纳闷，到底做错了什么。因为你总是对这个世界有所期待，而它没有那个东西，它也不希望如此。棉花里的象虫，豆荚里的蠕虫，玉米里的穿孔虫。你无法面对它们，你又不会与它们搏斗；因为你太弱了，你又太固执了。你在这个世界没有安身之地。”

“你呢？”费奇问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

“噢，”马斯特思说着往后靠过去，“我是你们中的一员。事实上，还要更糟。对这个世界而言，我太聪明了，我总是无法闭上嘴不去评论这个世界，这是一种疾病，无药可治。所以我只好被封存起来，在那里我能够不负责任又很安全，我可以不伤害任何东西。”他又向前倾过来，对着他们微笑。“我们都是可怜的汤姆，而且是冰冷的汤姆。”

“李尔王。”斯通纳严肃地说。

“第三场，第四幕，”马斯特思说，“所以，上天，或者社会，或者命运，或者不管什么你想给它取的名字，给我们创造了这间小茅屋，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暴风雨中走进去。这所大学就是为我们而存在，为这个世界的弃儿而存在；不是为那些学生而存在，也不是为了无私地追求知识而存在，不是为你听到的任何理由而存在。我们释放出各种理由，我们让个别普通人进来，那些将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的人；但那不过是保护色。就像那座中世纪的教堂，它才不在乎俗众，甚至上帝呢，为了活下去，我们有自己的理由。我们应该活下去——因为我们不得不活下去。”

费奇钦佩地摇着脑袋。“你真是搞得我们听上去很不堪，戴夫。”

“我可能是这样，”马斯特思说，“可即便像我们这样不堪，也比外面那些人强，满身污秽，比那些外面世界的浑蛋强。我们不做坏事，我们心口一致，我们为此得到报偿，这是一种天然美德的胜利，或者快他妈的接近了吧。”

马斯特思从桌边往后靠过去，无动于衷，不再关心自己说的话了。

戈登·费奇清了清喉咙。“那好吧，”他热情地说，“你说的也许有些道理，戴夫。可是我觉得你走得太远。我真这么认为。”

斯通纳和马斯特思冲着对方笑了笑，晚上的那个话题，他们没有再多说。但是几年后，在某些离奇的时刻，斯通纳经常想起马斯特思的话；虽然那些话并没有让他对自己置身其中的大学产生幻想，那些话还是向他揭示了自己跟那两个人关系的某种东西，而且让他有机会瞥一眼青春那有害却不曾被破坏的苦涩。

1915年5月7日，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的卢西塔尼亚号豪华轮船，船上有114名美国乘客；1916年底，德国发起的潜艇战毫无节制地蔓延开来，美国和德国的关系日趋糟糕。1917年2月，威尔逊总统断绝了两国的外交关系。4月6日，国会宣布，德国和美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由于那个宣言的发布，全国各地数千名青年，好像获得了解脱，那种不确定的紧张感终于打破，把几个星期前匆匆建起的征兵站围得应接不暇。几百名青年简直等不及美国出面干预，而且早在1915年就跟加拿大皇家军队签了义务书，或者为欧洲某个盟军当救护车司机。大学里一些年纪大点的学生早就这样做了；虽然威廉·斯通纳对这些人毫不了解，随着几个月，几个星期过去，渐渐逼近那个时刻，他们的传奇性大名越来越如雷贯耳，而大家都知道，那一时刻终将到来。

宣布作战是在一个星期五，虽然下周的课程早就排好了，但没几个学生或者教授寻找借口去上这些课。大家或者在大楼里乱转，或者大规模聚集在一块儿，细声细气地窃窃私语。偶尔，那种紧张的沉默忽然爆发演变成近乎暴力行为；出现过两次反德国的总抗议，学生们在抗议中语无伦次地高声喊叫，挥舞着美国国旗。有一次还出现了一场转瞬即逝、反对某个教授的抗议，那是一个留着小胡子、教德语的老教师，他在慕尼黑出生，年轻时上过柏林大学。可是，当这位教授面对一小群愤怒和激动得脸色涨红的学生，迷惑不解地眨着眼睛，而且向他们伸出纤细、颤抖的双手时，学生们又在闷闷不乐的混乱中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