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誉和盛名（第2/4页）

门：你和密特朗的友谊也是以文学为基础的吗？

加：我和密特朗的友谊也是从文学开始的。巴勃罗·聂鲁达出任智利驻法国大使期间，曾经向他提起过我。大约在六年之前，密特朗访问墨西哥时，曾请我共进早餐。我读过他的作品，我对他那不可抹杀的文学天赋以及只有天生的作家才具备的对于语言的激情一直深怀敬佩之意。他也读过我的作品。在那次早餐期间以及第二天晚宴时，我们谈文学谈得非常投机，尽管我始终认为，我们彼此的文学修养存在差异，所喜爱的作家也不尽相同。特别是我对法国文学不甚了了，而他却了如指掌，仿佛自己就是一个职业作家。当然，和我与菲德尔·卡斯特罗打交道的情况不同，只要我和密特朗会面，特别是他登上共和国总统宝座之后，我们总是谈论政治，几乎从不谈论文学。一九八一年十月，密特朗总统在墨西哥邀请卡洛斯·富恩特斯、危地马拉伟大诗人及文学批评家路易斯·卡尔多萨–阿拉贡和我共进午餐。那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政治午餐。但是我事后才得知，密特朗夫人非常失望，因为她原先还以为可以参与一场有关文学的谈话呢。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密特朗总统在爱丽舍宫为我佩戴荣誉骑士勋章，在他发表的简短的演讲中，使我感动得几乎热泪盈眶的，是这样一句也令他本人深为感动的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

门：你和巴拿马铁腕人物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私交也很深，这份友谊是如何建立的？

加：我和托里霍斯将军可以说是不打不成交。大概是在一九七三年，我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他是一个煽动家，发动收复巴拿马主权的运动只是为了保存自己，而实际上，在推动巴拿马必不可少的社会变革方面，他却什么也没做。巴拿马驻伦敦领事立即找到了我，告诉我说，托里霍斯邀请我去巴拿马，以便我自己核实我的那种说法多么不公正。我当时怀疑托里霍斯的邀请只是一种宣传手段，于是就回答说，只要不公布我出访的消息，我接受这一邀请。他同意了。但是，在我抵达巴拿马之前两天，各家通讯社都发出了我出访的消息。我当机立断，改去哥伦比亚。其实，这只是一个与托里霍斯性格迥异的人办事不妥造成的，但托里霍斯却为此非常内疚，并重申邀请。数月之后，我秘密出访巴拿马。但当我表示想见托里霍斯时，却办不到，尽管有国家保安部的协助，二十四小时之后才见到了他。他接见我时开怀大笑，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连保安部也找不到我吗？因为我在自己家里，这是任何人，包括保安部在内，也想不到的我的最后一个去处。”从此，我们俩就因真正的加勒比海人所特有的相投的意气成了好朋友。有一次，当关于巴拿马运河的谈判变得极为紧张和不确定时，我们两人在法拉利翁军事基地单独相处了十五天，我们喝着威士忌，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我当时没有胆量离他而去，因为我想，把他一个人撇在那儿，说不定他会顶不住那种压力，举枪自毙。我永远不会知道我的这种担心是不是毫无根据。不过，我一向认为，托里霍斯个人品质的最大弱点就是他甘当烈士。

门：你跟他谈论过书籍吗？

加：托里霍斯没有读书的习惯。如果要他系统地进行阅读，他会显得焦躁不安，极不耐烦，但他却始终了解第一流书籍的信息。他具有一种几乎只有动物才具备的直觉能力，为我生平所仅见，他还具备一种有时会被误认为是预言能力的感知现实的能力。对于头脑里尚在思考的想法，菲德尔·卡斯特罗会一面滔滔不绝地讲，一面使之逐渐完整、成熟；托里霍斯不同，他守口如瓶，绝不外露。我们这些朋友都知道，他嘴里说的和他心里想的往往是两码事。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谨慎小心、最高深莫测的人。

门：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加：在他死前三天。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在巴拿马他的家里，他邀请我陪他去内地旅行。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自从我们成为朋友以来，我第一次拒绝了他。第二天我就到墨西哥去了。两天之后，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托里霍斯因飞机失事遇难了。而那架飞机，我们曾经和那么多朋友乘坐过那么多次。我当时感觉五内俱焚，因为我这才发觉我比自己原本以为的还要爱他。对于他的死，我永远也无法适应。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还是这么认为。

门：格雷厄姆·格林也是托里霍斯的好朋友。你读了大量格林的作品，后来又与他结识。你对他印象如何？

加：他是我读得最多、最认真的作家之一。我早在大学时代就开始读他的作品了，在探索热带的奥秘方面，他也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作家之一。事实上，文学中的现实并非照相式的，而是合成式的。发现用于合成的基本要素是叙事艺术的一个秘密。格雷厄姆·格林对此十分内行，我是从他那儿学来的。我认为，在我的几部作品里，特别是在《恶时辰》里，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我来说，没有哪位作家能像格雷厄姆·格林那样，其形象同我在见到他之前头脑中的想象如此一致。他沉默寡言，对于你谈论的事情似乎兴趣不大。但是相处几个小时之后，你会意识到：你们一直在不停地聊。有一次，在乘飞机长途旅行时，我对他说，他和海明威是人们不容易在他们身上发现别人的文学影响的为数极少的作家中的两位。他回答说：“在我身上影响是明显的：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后来，我问他，在他看来，为什么不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他迅速给出了回答：“因为他们不认为我是个严肃的作家。”这两个回答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但是却告诉了我他是如何思考问题的。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次旅行，好像我们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自从许多年前读了《权力与荣耀》，我就觉得它的作者应该是他现实中这副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