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第2/4页）

门：你对此确信无疑吗？相同的原因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如果古巴把苏联那一套制度（如单一政党、民主集中制、对人民实行铁腕统治的国家安全机关、由政府操纵的工会，等等）作为自己的样板，那么，你所说的那“更加公正、更加民主的社会制度”肯定会像在苏联那样受到非议。你难道没有这种顾虑？

加：问题是从什么角度进行分析，你们始终坚持“古巴是苏联的卫星”这种偏见，而我却不以为然。你只须跟菲德尔·卡斯特罗打一分钟交道，就会发现他不听任何人发号施令。我认为，二十多年以来，古巴革命一直处于危急状态，这要归咎于美国所持的不谅解和敌视态度，他们不能容忍在离佛罗里达九十海里的地方存在这样一个样板。不能责怪苏联，如果没有他们的援助（不管其动机和目的如何），就不会有今天的古巴革命。只要这种敌意不消除，古巴就只能处在危急状态之中，被迫进行自卫以谋取生存，被排除在它所处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区域之外。哪一天这一切都正常了，我们哪一天才能进行对话。

门：一九六八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同意了（尽管有所保留），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加：众所周知，我已发表了抗议声明。如果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我仍将采取同样态度。我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立场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完全不存在什么巧合），他最后到底为苏联入侵进行了辩护，而我是永远不屑为之的。但是，他在他的演说里对人民民主的内部情势所做的分析，比我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篇文章里所持的观点还要尖锐、惊人得多。不管怎么说，拉丁美洲的命运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在匈牙利、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决定，而只能在拉丁美洲决定。舍此之外，任何别的想法都是欧洲式的执念，关于这一点，你提出的一些有关政治的问题也不能幸免。

门：七十年代，古巴诗人埃韦尔托·帕迪亚被捕并发表其著名的自我批评之后，我和你的好几个朋友都对古巴政权保持距离，而你却没有。你没有在我们发起的抗议电报上签名，反倒回到古巴，跟菲德尔交上了朋友。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采取了这种对古巴政权极为有利的立场？

加：因为我想掌握更加确切、更加直接的情况。政治上的成熟使我对现实采取了一种更为心平气和、更为耐心和更富人情味的谅解态度。

门：许多像你这样的拉丁美洲作家把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成是一条充满希望的出路。难道你不认为这种“爷爷辈的社会主义”已经有点儿过时了吗？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慷慨的理想，而是一种不怎么吸引人的现实了（你承不承认？）。波兰发生那件事后，人们不再相信工人阶级在这些国家掌握着权力。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同样腐朽的“社会主义”（带引号的）之间，你是否看到我们这片大陆还有第三条出路？

加：我没想过什么第三条出路，我认为有许多出路，也许在美洲，包括美国在内，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条出路。我认为，我们必须寻找我们自己的解决办法，同时尽可能地充分借鉴别的大陆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而获取的经验，但绝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而我们一贯如此行事。最终，必然会发现一种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

门：谈到别的可能性，那么请问：密特朗政府能在拉丁美洲起什么作用？

加：最近，在墨西哥举行的一次午宴上，密特朗总统问一群作家：“诸位对法国有何指望？”结果，就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发生了争论，问题被导向谁是谁的主要敌人。在座的欧洲人异口同声地说，苏联是他们的主要敌人，他们肯定认为我们是想要对世界重新进行分配，就像人们过去在雅尔塔会议上所做的那样。但是我们拉丁美洲作家却说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最后是这样回答总统的问题的（你现在提的也是这个问题）：“既然我们大家各自都有主要的敌人，那么我要说，我们拉丁美洲今天缺少的是主要的朋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国当之无愧。”

门：你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那种民主有可能在第三世界实现吗？

加：发达国家的民主是它们自身发展的结果，而非相反。在拥有不同文化的其他国家（例如在拉丁美洲各国）生硬地强制推行这种民主的做法是机械的、不切实际的，这跟推行苏联的制度毫无二致。

门：那你认为民主只是富国特有的一种奢侈啰？你别忘了，民主能保护你为之斗争的人权……

加：我说的并不是原则，而是民主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