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养（第2/4页）

中学毕业后，他考入波哥大国立大学攻读法律。诗歌仍然是他生活中最感兴趣的东西。他不爱读法典，爱读诗歌。诗，诗，诗，如他今日所言。“我最为倾心的消遣（在那个时候）是在星期天登上装有蓝色玻璃窗的有轨电车，只要花五分钱，就可以从玻利瓦尔广场到智利大街不停地兜风。我在有轨电车里度过了那些令人忧伤的下午，那些下午似乎拖着一条由其他无所事事的星期天连缀而成的没有尽头的尾巴。而我在这种放任兜风的旅途中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读诗，读诗，读诗！在城里坐一个街段的有轨电车，我可能就能读一个街段的诗，直到夜雨霏霏、华灯初上的时刻。然后，我跑遍老城里寂静无声的咖啡馆，去寻找一位好心人陪我一起谈论谈论我刚刚读完的那些诗篇，那些诗篇，那些诗篇。”

他对于小说的兴趣是从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的那天晚上开始的。至今，他还记得，他是怎么拿着同学刚刚借给他的那本书，回到坐落在市中心他下榻的穷酸的学生宿舍的。他脱去上衣，脱下皮鞋，钻进被窝，打开书读了起来：“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加夫列尔哆哆嗦嗦地合上了书本。“他妈的，”他想，“原来可以这么干哪。”第二天，他便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而把自己的学业忘得一干二净。

当然，他父亲并不理解他这一英雄般的决心。这位昔日的电报报务员满心希望他的儿子能够获得他没有获得的东西：一个大学的学位。所以，当得知加夫列尔荒废学业时，他忧心忡忡，认为儿子是不可救药了。加夫列尔的朋友们出于善意和好心，也这么看待他。他不修边幅，总是夹着一本书出入咖啡馆。他可以在任何场所栖身过夜，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浪荡的家伙。不过，这会儿他不再诗啊诗啊地一个劲儿地读诗了，而是小说、小说，着迷似的读小说，先是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是托尔斯泰、狄更斯，再后来是上世纪的法国作家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左拉。

他在二十岁时回到沿海地区。在卡塔赫纳这座由高大的城墙团团围住、有着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阳台和狭窄的街道的古老城市，他又找到了加勒比地区的光与热，并且，还在一家叫作《宇宙报》的报纸积满尘土的编辑部里找到一份撰写短评的差使。他有的是时间写小说，有的是时间跟他的朋友们在这个港口喧闹的酒铺里喝朗姆酒，一直到东方发白，满载着妓女的纵帆走私船起锚驶向阿鲁巴岛和库拉索岛。

说来也奇怪，在这座酷爱跳舞、崇尚美女、盛行棒球的无忧无虑、色彩明快的城市里，居然有人突然对希腊人，特别是对索福克勒斯发生了兴趣，那是由于他的一位对希腊作家了如指掌的酒友的推荐，此公如今是一名生意兴旺的海关律师。那时，他还向加夫列尔介绍了克尔凯郭尔和克洛岱尔。

继希腊人之后，他在文学修养上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本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特别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威廉·福克纳。他是通过巴兰基亚一个对文学如醉似狂的、放荡不羁的青年文学小组发现这些作家的，那时，他离开了卡塔赫纳，到哥伦比亚另一个加勒比沿海城市来居住。

巴兰基亚是一座巨大的工业城市，是在马格达莱纳河入海口的尘土与炎热之中漫无计划地矗立起来的。它没有卡塔赫纳那么妩媚，没有蔚蓝如镜的海湾，没有城墙，没有街灯，没有古雅的阳台，也没有在殖民时期那种昏暗的房子里游荡的侯爵夫人、海盗以及宗教法庭法官们的鬼魂。它是一座建立在冲积平原上的城市，坦率而热情，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等：从卡宴出逃后又沿着帕皮永的路线继续亡命的法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击败的德国飞行员、躲避纳粹分子迫害的犹太人、来自意大利南方的移民，还有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约旦人。谁也不清楚这些人是怎么来的，但是一代、两代、三代之后，他们如今成了本城一些颇为体面的家庭的创业者。除了在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上推出一辆辆满载着鲜花和姑娘的四轮马车上街兜风以及穿着色彩绚丽的华贵服装参加喧闹的化装游行之外，这座城市的居民似乎没有旁的光彩记录，通常只是在工业和商业上耗费精力和时光。在这个只有商务活动和极其简单的娱乐的世界，文学和艺术这一行当注定处于一种幻觉性的边缘。作家和画家在这座城市比在其他任何城市更容易成为某种同社会组织格格不入的事物。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这样一个令人失望、处于边缘的环境里，艺术家们在巴兰基亚比在波哥大更有活力地涌现了出来，要知道后者可是一座自殖民时代在文化上就颇为自负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