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嘀嗒嘀嗒（第7/8页）

“我叫萨里姆·西奈，”我跟她说，“又叫‘拖鼻涕’‘花面孔’‘吸鼻子’‘秃子’‘月亮瓣儿’。不是我的真姓名，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么些天来，”博多气呼呼地抱怨说，“你一直在骗我。你还称呼你母亲、你父亲、你外公、你姨妈。你都不肯把谁是你的真正的父母说出来，你这是什么东西啊？你母亲为了生你把命都送掉了，你都不在乎。你父亲兴许还活在世上，穷得一个子儿都没有。你不是个妖怪又是什么？”

不，我绝不是妖怪。我也没有骗人。我只是提供线索……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情况是这样：在玛丽·佩雷拉的罪行最终败露以后，我们都觉得一切没有什么两样！我仍然是他们的儿子，他们仍然是我的父母亲。在一种集体性的想象力的失误中，我们意识到我们完全想不出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法子……要是你问我的父亲（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情，连他也如此！）他的儿子是哪个，他绝对不会指着拉手风琴卖艺的那个膝盖滚圆、没有洗澡的孩子。尽管这个孩子，这个湿婆，将来会成为英雄一类的人物。

因此，这就有了膝盖和鼻子，鼻子和膝盖。事实上，在整个新印度，在这个我们大家共享的幻梦中，当时出生的孩子只是在部分程度上算作是他们父母的骨血——午夜的孩子也同时是这个时代的孩子。你知道，他们是历史播下的种子。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尤其在一个本身就是幻梦的国家里。

“够了，”博多愤愤然地说，“我不要听了。”她原以为会听到一个长着两颗脑袋的婴儿的，如今竟然是这么回事，她很生气。不过，无论她听还是不听，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写。

在我出生三天过后，玛丽·佩雷拉心里懊悔得不得了。追捕的警车没能抓到乔瑟夫·德哥斯塔，他显然像抛弃玛丽一样也抛弃了她的妹妹艾丽斯。这个小个子的胖女人——在恐惧中不敢坦白自己的罪行——认识到她真是太愚蠢了。“不知哪里冒出来的一头蠢驴！”她这样诅咒自己，但她不敢将这一秘密公开出来。不过，她决定采取某种形式的补偿方式。她辞去了产科医院的工作，去找阿米娜·西奈说：“太太，我一见到您的孩子就喜欢。你要不要雇个保姆？”阿米娜眼睛里充满了做母亲的喜悦，回答说：“好的。”玛丽·佩雷拉（“你不妨也把她称作你的母亲，”博多插嘴说，这证明她仍然很感兴趣，“是她成就了你，不是吗？”）自此就全心全意地为抚养我献出了她的一切，就这样使她的余生和她犯下的罪行的记忆紧紧结合到了一起。

八月二十日，纳西埃·易卜拉欣在我母亲之后走进了贝佩德路上的产科医院，小松尼跟在我后面来到了这个世界——不过他不大情愿露面，因此只好用产钳将他夹出来。博斯大夫在急忙中手稍稍重了些，结果松尼两边的太阳穴上就留下了小小的凹痕，产钳造成的这两个小凹痕使得他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就像威廉·梅斯沃德的假发那样。女孩子们（埃维、“铜猴儿”，还有其他的）都想要伸手去摸摸那些凹处……那将会在我们之间引起麻烦的。

不过我把最有趣的片段留到了最后。因此我现在来说明一下吧，在我出生的次日，《印度时报》孟买版的两位记者就来到一个橘黄色和绿色的房间里看我的母亲和我。我身上包着橘黄色的布，躺在绿色的摇篮里，抬头望着他们。一位记者采访我的母亲，另一位鹰钩鼻子的高个子摄影记者就专门为我忙碌着。第二天，照片和报道都登到了报纸上……

就在最近，我又去了那个仙人掌园子。在那里多年之前，我埋下了一个铁皮地球仪，球上坑坑洼洼的，用透明胶带粘了起来。我从地球仪里面把我多年前藏在里面的东西抽了出来。这会儿我右手在写字，左手便拿着那些东西——尽管颜色泛黄，又长了霉，但我仍然看得出来其中有一封信，那是印度总理签字寄给我的信件，另一件是份剪报。

剪报上面的通栏标题是：午夜之子。

文字说明是：“娃娃萨里姆·西奈可爱的神情，他在昨夜国家独立时刻出生——成为这一光荣时刻的幸福的孩子！”

一幅大照片：头版整版是一张呱呱叫的巨幅婴儿特写，仍然可以看出孩子面颊上有胎记，鼻子下面亮闪闪地拖着鼻涕。（照片下面注着：摄影卡里达斯·古普塔）

尽管有这样的大标题、文字说明和照片，我还是要责怪这两个来访者犯下了玩世不恭的错误。这些记者关心的只是第二天的报纸，根本不明白他们正在报道的事件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件使人们觉得有趣的活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