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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冲突倒符合我那可爱的疯子的性格。”他说。

何塞·帕拉西奥斯认为翁达的三天活动安排有欠考虑,很不高兴。最出乎意外的邀请是参观六里路外的圣安娜银矿,出乎意外的是将军接受了邀请,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还下了矿井。尤其糟糕的是在回来的路上,将军虽然发烧,头痛欲裂,却下了河,在一个流水较缓的地点游泳。很久以前将军常同人打赌,捆住一条手臂他还能横渡平原湍急的河流,胜过水性最好的人。这次他游了一个半小时,并不吃力,不过见到他嶙峋的肋骨和害佝偻病似的腿脚,人们都不明白像他这样瘦得皮包骨头的人怎么还能活着。

最后一晚,市政府为他举行盛大舞会,他道歉说由于参观累了,没有参加。下午五点起,他关在卧室里向费尔南多口授给多明戈·凯塞多将军的复信,并让费尔南多念几页利马的风流逸事,他本人还是某些轶事的主角。然后他洗了温水澡,一动不动地躺在吊床上听舞会上随风飘来的音乐。何塞·帕拉西奥斯以为他睡着了,忽然听到他问:

“你记得那支华尔兹吗?”

将军用口哨吹了几节旋律,试图唤醒总管的回忆,但他仍旧想不起来。“那是我们从楚基萨卡到利马的那晚演奏次数最多的曲子。”将军说。何塞·帕拉西奥斯记不得那支乐曲,但永远也忘不了一八二六年二月八日的夜晚。那天上午,利马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将军每次祝酒时总是重复一句话:“在秘鲁辽阔的土地上,如今一个西班牙殖民者都不剩了。”正是那一天,广大美洲的独立已成定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目的是把美洲变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庞大、最不平凡、最强盛的国家联盟。他喜庆兴奋的心情同那支华尔兹舞曲联系了起来,一再要求重新演奏,以便同参加招待会的利马每一位夫人都跳个遍。他手下的军官们穿着本城从未见过的光鲜制服,尽体力所及照将军的榜样行事,他们都是跳舞的高手,给他们舞伴留下的印象远比战争的光荣深刻。

在翁达的最后一晚,庆祝晚会以胜利华尔兹开始,他在吊床上等乐曲重新演奏。等了很久都没有,他便一跃而起,穿着参观银矿的那身骑装,不等通报就出现在舞会上。他跳了将近三小时,每换一个舞伴就要求重奏那支曲子,也许是想在怀旧的灰烬中重建他往昔的荣耀。全世界望风披靡的那些虚幻的日子已是遥远的往事,只有他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和最后一个舞伴一直跳到天明。跳舞是他压倒一切的爱好,没有舞伴时他一个人跳,没有音乐时他吹着口哨跳,为了表示极度高兴,有时还上餐桌跳。翁达的最后一晚,他体力不支,间歇时闻浸透古龙水的手帕提神,但他跳得那么起劲,舞技是那么富于青春活力,无意之中粉碎了他病得要死的传闻。

午夜过后不久,他回去时听说有位妇女在客厅里等他。那个女人漂亮高傲,散发着春天的气息。她穿着长袖的天鹅绒衣服,脚下是一双十分精致的熟山羊皮靴,头戴一顶有真丝面纱的中世纪妇女的帽子。将军彬彬有礼地一鞠躬,对她来访的方式和时间感到奇怪。她没开口,先把一个用长项链挂着的盒形胸饰举到他眼前,他惊讶地认了出来。

“米兰达·林赛!”他失声喊道。

“正是我,”她说,“尽管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她的嗓音像大提琴一样低沉热烈,稍稍带一点母语英语的口音,唤起了他难以重复的回忆。他挥手示意,让门口值勤的警卫退下,坐在她面前,挨得很近,两人的膝盖几乎接触,他拉着她的手。

十五年前,他第二次流放到金斯敦,偶然在美国商人麦克斯威尔·希斯洛普家里吃饭时,他们互相认识了。她是伦敦·林赛爵士的独女,伦敦·林赛则是一位英国外交官,退休后在牙买加一家榨糖厂定居,在写一部六卷的谁也不看的回忆录。虽然米兰达长得绝色美丽,但年轻的流放者心情落寞,当时正沉溺于自己的理想,并且心中另有所爱,对别的女人并不注意。

在她的印象中,他比三十二岁的实际年龄显得大很多,瘦削苍白,留的鬓角和胡子像黑白混血儿那般粗硬,头发长及肩头。像当地贵族青年一样,他一身英国式装束,白领巾,不适于当地气候的厚上衣,纽扣孔里插着一枝浪漫的栀子花。他这身打扮在一八一〇年某个放荡的夜晚,被一个风流的妓女误认为是伦敦妓院里的希腊男妓。

说是优点也好,缺点也好,他最让人忘不了的是那双充满幻觉的眼睛,猛禽一般锐利的声音和滔滔不绝、令人疲惫的谈话。奇怪的是他目光低垂,不正眼看同桌的人,却能引起人们注意。他讲话带有加那利群岛的腔调和口音,马德里方言的文雅词语,出于对两位不懂西班牙语的客人的尊重,那天他还穿插着说一些简单但能听懂的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