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火案（第6/9页）

说完话他就走了。男孩看着父亲，父亲仍然一言不发，甚至再也没有抬头。这会儿，他正在调整骡子身上的犁具。

“爸爸！”他叫道。父亲看着他——那是一张深不可测的脸，两道浓眉下一双灰色的眼睛，正闪烁着冰冷的目光。男孩突然朝父亲走去，速度很快，又猛地一下停下来。“你已经尽最大努力了！”他大声说，“如果他不想那样洗地毯的话，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二十蒲式耳的玉米不要给他！他什么也别想得到！我们收好玉米后，把它藏起来！我来看着玉米——”

“你有没有按我说的，把犁头放回到犁架子上？”

“没有，爸爸。”他说。

“那就放回去。”

那天是星期三。那一周接下来的时间里，男孩一直都在干活，做他该做的活儿，还有些不该他做的活儿。他活儿干得很认真，不需要别人逼着，甚至也不需要说第二遍，这都是从母亲那儿学来的。不同的是至少有一些活儿他是喜欢做的，比如用小斧头劈柴。这把斧头是母亲和姨妈用辛苦挣来的钱——也许是一点一滴省下来的钱，给他买的圣诞礼物。他和这两位女性长辈一起（一天下午，甚至还有他的一个姐姐）建了个猪圈和牛栏。这是父亲和地主所签的契约里的部分内容。有一天下午，父亲不在家，骑着骡子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男孩来到地里干活。

他们用一把中型的铁犁耕地。哥哥稳稳地扶着犁把，男孩握着缰绳，跟在使劲拉犁的骡子旁边走着。一双赤脚走在翻出来的肥沃黑土上，感觉凉丝丝、湿漉漉的。他心里想着兴许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只是为了那么一块地毯，就得赔人家二十蒲式耳的玉米，真是赔不起啊；如果爸爸能永远收手，就此改变过去的做法，那也是挺划得来的。他就这么想着，想来想去就走神了，以至被哥哥厉声地教训了一顿，让他把骡子看好。兴许他连二十蒲式耳的玉米都收不了。兴许把所有的东西都加起来抵了账，最后闹得什么也没有——玉米、地毯、火；还有那恐惧和悲伤，就像被绑在两队马之间，被拉向了两个方向——什么都没有了，永远永远地没有了。

那天是星期六。他套骡子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只见父亲穿上了那件黑色外套，戴起了那顶黑色的帽子。“别套犁了，”父亲说，“套上大车。”就这样，两个小时后，父亲和哥哥坐在驾车座上，他坐在车厢里，骡车拐过最后一个弯道后，他就看到了那家破旧的、没有漆过的杂货铺。杂货铺的外墙上贴着烟草和专利药品的破烂海报，走廊的外侧拴着骡车和套着鞍具的牲口。他跟在父亲和哥哥的身后，走上了破损的台阶。男孩又一次看到了一张张平静的、注视着他们的脸形成了一个夹道，他们三人从中间穿了过去。他看到一个戴着眼镜的人坐在那张木板桌的后面。不用别人告诉他，他就知道这人正是治安官。男孩朝一个穿着硬领、系着领带的人狠狠地瞪了一眼，眼神里满是得意、挑衅和蔑视。这个人到现在他只见过两次，当时还骑在飞跑着的马上。眼下这个人的表情不再是气愤，而是惊讶和难以置信。男孩可能还不知道，这个人觉得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被自家的佃户告上了法庭。男孩走了过来，紧挨着父亲站着，冲着法官大声喊道：“他没有做！他没有烧———”

“回到车上去。”父亲说。

“烧？”法官问，“你是说地毯被烧了吗？”

“这儿有人说过地毯被烧了吗？”父亲说，“回到车上去。”可是男孩没有出去，他只是退到屋子的后面。屋子里像以前一样挤满了人。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坐下来，而是挤在静静地站着的人群中，听着法官问案：

“你觉得你毁了地毯，让你拿二十蒲式耳的玉米来赔太多了，是这样吗？”

“他把地毯送到我家里，让我把脏脚印给洗掉。我把脚印洗掉了，就把地毯给送回去了。”

“可是你送回来的毯子，跟没有弄脏前的毯子不一样了。”

父亲没有吱声。大概有半分钟的时间，屋子里鸦雀无声，只有呼吸声，以及人们专心致志旁听庭审时不时发出的微弱的叹息声。

“你不想为自己辩护吗，斯诺普斯先生？”父亲还是一声不吭。“证据可是对你不利啊，斯诺普斯先生。法庭认为，德·西班上校的地毯是你损坏的，你应当承担责任并给予赔偿。然而根据你的经济状况，要你赔二十蒲式耳玉米的要求似乎有点高了。德·西班上校认为地毯价值一百块钱，而十月份的玉米价格只有五毛钱左右。我想，如果德·西班上校能够承受九十五块钱的现金损失，你就能承受五块钱的还没到手的收入损失。我裁定，你给德·西班上校带来了损失，除了你和他的契约外，还要另外赔偿他十蒲式耳的玉米。到了收获季节，用你家的玉米赔偿他。闭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