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第2/12页）

“噢，是这么回事啊，这么说，你和我正好相反喽。”木樽说，“我也跟你一样，虽说是住在田园调布，可我家其实是田园调布最破烂的地方，我家的房子，那也是相当的破烂。你啥时有空来玩玩吧。你看了，肯定吃惊得瞪大眼睛说‘这就是田园调布吗’‘不会吧’什么的。可是，老在乎这些有什么用啊。家不过是个住的地方罢了。所以，初次见面我就劈头盖脸地告诉人家，咱是土生土长在田园调布的耶，怎么着吧。就这样。”

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我俩就像朋友般的交往起来。

我来东京以后，就不说关西话了，这是出于下面几个想法。我在高中毕业之前一直说关西话，从来没有说过东京话。可是，来东京一个月后，当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流畅自然地操着这种新语言说话时，非常吃惊。或许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本来就具有变色龙的天性吧。要不就是对于语言的音感好得超乎常人。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即便我说自己是关西人，也没有一个人相信。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想要脱胎换骨，变身为全然不同的一个人，这个欲望使我放弃了关西话。

考上东京的大学后，乘坐新干线赴京的一路上，我都在思考。回顾十八年一路走来的人生，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大部分都是令我羞耻的。我并没有夸大其词。说实话，差不多都是让我不堪回首的过往。我越是回想过去，就越是对自己这个人感到厌恶。当然也有些许美好的回忆，我不想否认这一点。虽说也不是没有一点值得自豪的经历，但是，从数量之比来看，让我脸红的事、让我无地自容的事要多得多。回想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可以说平庸至极、悲惨至极到无法形容，大多不过是些缺乏想象力的、中产阶级的破烂玩意。我恨不得把这些破烂团成一团，塞进一个巨大的抽屉里去，或者一把火烧成灰烬（尽管不知道会冒出什么样的烟来）。总之，我想要让过去的一切都化为零，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在东京开始新的生活。我要在东京尝试开拓自己新的可能性。因此，在我看来，抛弃关西腔，掌握新的语言，也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同时也是象征性的）手段。因为，最终是我们使用的语言塑造了称之为“我们”的这群人。至少十八岁时的我，是这样以为的。

“你所说的羞耻的事是什么？什么事让你感觉这么羞耻呢？”木樽问我。

“所有的事。”

“和家人关系不好吗？”

“也不是不好。就是觉得羞耻。和家人在一起本身就觉得羞耻。”

“真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和家人在一起有什么可羞耻的？你看看我，在家里欢乐着呢。”

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明。如果问我奶油色的丰田卡罗拉车哪里让你羞耻的话，我还真答不上来。其实只不过是觉得房子前面的路太窄，还有父母对于讲排场、买好车没有兴趣而已。

“由于我不爱学习，父母每天都唠叨我。听这些叨叨当然不舒服，不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唠叨我就是他们的工作。这种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

“还是你想得开。”我很羡慕地说。

“有女朋友吗？”木樽问道。

“现在没有。”

“这么说以前有过了？”

“不久前吧。”

“分手了？”

“是啊。”

“因为什么分手的？”

“这个说来话长。我现在不太想说。”

“芦屋的女孩儿？”

“不是。不是芦屋的。她住在夙川。离得比较近。”

“她跟你上床了吗？”

我摇摇头。“没有，没有跟我上床。”

“因为这个分手的？”

“原因之一吧。”我想了想，回答道。

“这么说，只差最后一道防线了？”

“是啊，就差一点。”

“具体到哪一步了呢？”

“我不想谈这个。”

“这也是你说的‘羞耻的事’之一吧？”

“是的。”我说。这也是我不想回忆的事情之一。

“你小子还真是个奇妙透顶的家伙啊。”木樽感慨地下了结论。

我第一次听到木樽高唱自己填词的那首奇妙的《昨天》，是在田园调布他家的浴室里。（他家既不是位于他所说的那样破烂的地区，也不是那么破烂的房子。只是位于很普通的地区的很普通的房子。虽然旧了些，可比我在芦屋的家大。只是不那么漂亮而已。顺便说一下，他家的车是不久前流行的深蓝色的高尔夫。）他回家后头一件事就是钻进浴室，而且老半天也不出来。所以，我也经常拿个小圆凳，往更衣处一坐，透过门缝跟他说话。他这毛病起因于不逃进浴室里的话，就得听他母亲的叨叨（不外乎是对不好好学习的特立独行的儿子没完没了的抱怨）。在浴室里，他大声地为我——也不能断定是为我——披露了这首自己填写了搞笑歌词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