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何谓浪漫主义（第6/10页）

人们无不赞美的其实是维克多·雨果笔下人物的抽象意图——作者对人性高屋建瓴的观点——而不是他们实际的刻画。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也从未成功地投影出一个理想的人，或者其他任何具有说服力的正派角色。《悲惨世界》中关于冉·阿让的大部分内容从始至终都是抽象的，没有整合进人物当中，尽管作者尽他所能地洞察相当深奥的心理学内涵。同一部小说中，马吕斯，据传可能是雨果的自传式人物，他的人物形象完全是依靠作者的叙述，而不是他自己表现出来的。从刻画的角度来看，马吕斯不是一个人，而是被社会的紧身衣束缚住的一个影子。雨果的小说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的人物，以及最有趣的人物都是有些反派的形象（他本善的人生观使得他无法塑造出一个十足的反派）：《悲惨世界》中的沙维、《笑面人》中的约夏娜、《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孚罗洛。

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人生观和雨果的截然不同）作为一位有独到观点的伦理学者，对价值观的强烈渴求只有通过无情鞭笞他塑造的反面人物才能够抒发；他的反派形象所具有的心理学深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他在创造正面的道德范例的方面几乎一无是处；他在这方面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例如《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群魔》一书的最初想法中关键性地提到他的本意是将斯塔夫罗金塑造成一个理想的人——兼备俄罗斯文化、基督教教义和利他主义理想的人。但是当他的想法一步步成熟，这一意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逻辑的必然演绎中逐渐地偏离了上述方向。最终的结果就是小说中斯塔夫罗金成了最邪恶的角色。

显克微支的作品《君往何方》中，作者塑造的最生动、最多彩的人物，也是小说中的主线人物，是佩特罗尼乌斯，罗马帝国衰落的象征——而维尼奇乌斯，也就是作者塑造的正派形象，象征着基督教的兴起，却沦为一个相当无力的角色。

这一现象——令人着迷的反派角色、丰富多彩的流氓地痞把故事从形象苍白的正面人物手中夺过来——在浪漫主义文学的历史中屡见不鲜，无论是严肃的还是流行的，贯穿着顶级的作品和最草根的作品。就好像在人类普遍采纳的利他主义准则的死壳之下，总有阴燃着邪恶的火，它跳跃着、燃烧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突然爆发；然而这自信之火却不能施加于正派人物的身上，于是它就通过“反派”的某种负罪和愧疚侧面流露出来。

浪漫主义的最高目的——投影道德价值观——无论是在何种理性或非理性道德准则的指引下都十分困难，而且在文学史上，只有最高档次的浪漫主义者才有能力尝试这样做。加之以利他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准则又给这项工作增加了难度，大部分浪漫主义作家只好敬而远之——这就导致他们的作品中刻画的成分十分匮乏。而且，把利他主义应用于现实和人的实际存在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浪漫主义作家用历史来逃避这一矛盾，例如他们把故事设定在很久的过去（比如中世纪）。正因如此，对行为的重视，对人性的漠视，以及动机的匮乏，都使得浪漫主义一步步与现实脱节——直到浪漫主义的残余最终演变为一个肤浅的、毫无意义的、“不严肃”的学派，彻底和人的存在失去了联系。

自然主义由于各种原因也经历了类似的瓦解。

尽管自然主义是19世纪的产物，它在现代历史中可以追溯到的鼻祖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基本的假设就是人类不具有意志，人的命运是由天生的“悲剧性缺陷”决定的。但是即便是跟随着这一错误假设，莎士比亚依然是从形而上学入手的，并未使用纪实的方式。他的人物并不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他们不是我们看到的实体或者统计学求平均之后复制到文学作品中的：他们是宿命论者认为在人的本性中代代相传的包罗万象的抽象人格特征：野心、唯利是图、嫉妒、贪婪，等等。

很多著名的自然主义者都试图延续莎士比亚的抽象方式，即通过形而上学表达他们对人性的观点（例如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但是以埃米尔·左拉为首的众多自然主义者，如同反对价值观一样反对形而上学，于是开发了纪实的写作方法：记录人肉眼观察到的实体。

宿命论自身的矛盾在其发展之初就显露了出来。一个人假若不承认意志的假设，不承认小说故事的某些元素（某些抽象）是对他有益的，不承认他会发现、学习并沉思某种价值观，不承认读小说会影响他自己，就当然不会读小说。如果他完完全全接受宿命论的假设——如果他相信小说故事中的人物都是活在别的星系的，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他的人生，因为他们和他自己都没有选择的权利——他们一定还没有读完第一章就会合上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