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道路在雾中 什么叫嘲讽?(第11/12页)

最近,两个少年杀死了一位神父:我听着电视里的评论;另一位神父在讲话,声音颤抖充满理解:“应当给为他的神职而牺牲的神父祷告:他专门负责青年。但是也应该为两个不幸的少年祷告;他们也是牺牲者:牺牲于他们的冲动。”

随着思想的自由,词语、态度、笑话、思索和危险思想的自由,理智上的挑衅日益缩减,在普遍趋炎附势的法庭的警惕监视下,冲动的自由日益扩大。人们宣扬严厉以对抗思想的恶习;宣扬原谅以对待激动兴奋时所犯下的罪行。

道路在雾中

穆齐尔的同时代人欣赏穆齐尔的才智胜过他的书;按照他们的看法,穆齐尔本应当写些文论,而不是小说。为了驳倒这种观点,只消一个反面的证明:阅读穆齐尔的文论:它们是多么沉重,让人厌烦和缺乏魅力!因为穆齐尔仅仅在他的小说里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需要具体人物的具体境况来滋养;总之,这是一种小说式的思想,而非哲学思想。菲尔丁(FIELDING)的《汤姆·琼斯》(TOM JONES)全书十八章的每一章里的第一节都是一篇短的文论。第一位法文译者,在十八世纪,以它们不符合法国人口味为由,干脆把它们全部删去。屠格涅夫责怪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论述哲学的文论段落。托尔斯泰开始自己也怀疑起来,在建议的压力之下,在小说第三版时取消了这些段落。幸好不久以后,他又把它们重新放了进去。

有一种小说式的思索,就好像有小说式的对话和情节。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长段的思索在小说之外,比如说在一份科学杂志里,是不能设想的。当然,由于语言的关系,它充满故作天真的比较和比喻。但是,尤其是托尔斯泰在谈历史的时候,不会像一位历史家所要做的那样,对于有关诸事件的确切描述,它们对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带来的后果,这个人或那个人所起作用的评价等等感兴趣;他关心的是作为人类存在的新范畴的历史。

十九世纪初,在《战争与和平》中所讲述的那些拿破仑战争中,历史成为每一个人的具体经验;这些战争,以它的打击,使每一个欧洲人懂得他周围的世界遭受着一个永远的变化,这个变化会涉入到他本人的生活,将他的生活改变,把它置于动荡之中。在十九世纪以前,战争、反抗,像是自然灾害、瘟疫或一场地震一样被人感受。人们在历史的事件中既看不到一种统一性,也看不到一种持续性,并且想不到它会转变他们的进程。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加入了一个军团,后来在一场战役中受了重伤;他的整个生命都因此而打上烙印,他跛了腿,一直到生命的结束。但是那战役是什么?小说没有说。何必要说呢?所有的战争都一样。在十七世纪的众小说中,历史的时刻只是被大致地确定。只是随着十九世纪的开始,随着司各特和巴尔扎克,所有的战争才不再是一样的,小说的人物才生活在一个有具体日期的时间里。

托尔斯泰50年后回到拿破仑的战争,在他那里,对历史的新见解不仅仅记录在越来越能够抓住(在对话中和通过描写)所述事件的历史特点的小说结构中;使他首先感兴趣的,是人与历史的关系(驾驭它或逃避它,面对它而保持自由,或相反),他直接地涉及这个问题,把它作为他的小说的主题,对这一主题他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小说式的思索,加以研究。

托尔斯泰对于历史是由大人物的意志与理性而形成的思想进行论战。在他看来,历史自己形成,服从它自己的规律,但这些规律对于人仍是模糊不清的。大人物“是历史的无意识的工具,他们实现一个事业,其意义却不为他们所知。”更后面:“上帝迫使他们每个人在追逐他们的个人目标的同时,参与为一个唯一的、伟大的结果的合作,他们当中每一个,拿破仑也好,亚历山大也好,或者哪怕某一个角色,对这一结果都丝毫不知。”还有:“人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但却无意识地追逐整个人类的历史目标。”由此而得出这个重大结论:“历史,也可以说是人类无意识的、普遍的、随大流的生活……”(我自己强调了关键—提法)。

从这种对历史的观念出发,托尔斯泰画出了他的人物运动其中的形而上空间。他们既不了解历史的意义,也不知道它未来的进程,甚至不知道他们自己的行动(通过它们,他们无意识参与那些其“意义脱离他们自己”的事件)的客观意义,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前行犹如人在雾中前行。我说雾,而不是黑暗。在黑暗中,人们什么也看不见,人们是盲目的,人们受到制约,人们不自由。在雾中,人是自由的,但这是在雾中的人的自由:他看得见自己面前五十米远,他能清楚认出他的对话者的轮廓,他能非常喜爱道路两旁树木的美,甚至观察附近所发生的一切并作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