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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固然往往是假装出来的，但是假装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征兆。本来要去结果那条狗的贝格，自己在骨盆上受了伤，被抬回来了，而去抬他的人当中，有一个在抬的时候，小腿肚上中了一颗子弹。

缪勒死了。有人对准他的肚子近距离打了一发信号弹。他活了半个小时，头脑非常清醒，感觉十分痛苦。临死之前，他交给我一只皮夹，还留给我一双长筒靴——正是当年克默里希留给他的那一双。我就拿来穿上了，因为穿在脚上正合适。等我死后，这双靴子归加登所有，我已经答应他了。

我们总算能把缪勒安葬了，但是他不大可能不受干扰地安眠很久。我们的战线正在往后撤。那边，英军和美军新开到的生力团队太多了。罐头咸牛肉和白面包也太多了。还有太多的新式大炮，太多的飞机。

然而我们却在消瘦和挨饿。我们的伙食那么差，掺的代用品又那么多，吃得我们都病了。德国工厂的老板都成了大富翁，痢疾却使我们的肠子阵阵作痛。茅坑蹲架上始终挤得满满的。应该让祖国的人到这里来看看这些又灰又黄、又惨又瘦的脸，看看这些蜷曲的人形，腹痛把他们身体里的血都给绞出来了，由于疼痛他们的嘴唇哆嗦着，甚至扭歪着，彼此苦笑着说：“把裤子再拉起来，一点意义也没有……”

我们的炮兵连队停止了炮击，因为炮弹太少啦，而且炮筒也磨损得那么厉害，目标瞄不准，弹片太分散，有时甚至会掉到自己头上来。我们的马匹也太少了。我们的生力部队都是些贫血的、需要休息的孩子，他们连个背包也背不动，可就只知道去死。这样的人就有成千上万。他们对打仗一点也不懂，就是一个劲往前冲，让自己被打死。单是一个飞行员，开一次玩笑，就把他们两连人都劈劈啪啪打光了，那时候他们刚刚从火车上下来，还没听说过有所谓隐蔽这回事。

“要不了好久，德国非变得空无所有不可。”卡钦斯基说。

说是有朝一日总会有个结束，这种希望我们都已经放弃了。我们根本没有想得这么远。一个人可以碰上一颗子弹，就这么死了；一个人也可以受点伤，于是军医院便成了他的下一站。在那里，如果他没有被截断肢体，那么早晚也会落到这样一个军医官的手里，这人纽扣孔里佩着一枚战争功勋十字章，对他说道：“什么，一条腿短了一点吗？在前线你也不需要用腿跑，如果你有点勇气的话。这个人属于‘可用于作战’。去吧！”

卡钦斯基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从孚日到佛兰德，整个前线都传遍了，关于一个军医官的。这个军医官念着一份体检名单上的名字，当一个人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连看也不看一眼，便说：“可用于作战，我们前方需要战士。”有个装着木腿的人来到他面前，那个军医官又说，可用于作战。“于是，”卡钦斯基扬起嗓音，“那个人就跟他说：‘我早已装了一条木腿，可是当我再回去，他们又把我的脑袋打掉的时候，那我去装一个木脑袋，就变成一个军医官了。’”这个回答听得我们大家都乐了。

好的医生可能有，而且也还多的是。然而，每一个士兵在那上百次的体检中，总会有这么一回落到一个专抓英雄的医生手里，这种人为数众多，他们尽心竭力，要把名单上的“可用于工作”和“可用于防卫”的尽可能都改变成“可用于作战”。

这样的故事多得很，而且大多数还要辛辣得多。尽管如此，它们却与叛乱哗变和诽谤污蔑毫不相干，它们不过是正直坦率，实事求是罢了。因为在军队里，就是有很多欺诈、不义和卑鄙下流。尽管一个团又一个团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投入那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战斗，尽管在越来越后退、越来越崩裂的前线，一次进攻接着一次进攻，不是都算不了什么吗？

坦克已经从一个嘲笑的对象变成一种严重的武器。它们装着铁甲，排成长列，滚爬过来，对我们来说，它们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体现战争的恐怖。

向我们这边发射密集炮火的大炮，我们并没有看见，敌军步兵的进攻行列，也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可是这些坦克却是机械，它们的履带旋转奔驰，宛如战争一样无尽无休，它们就是毁灭，它们毫无感觉地滚进了弹坑，随后又不可阻挡地爬上去，那是一队呼吼咆哮、喷吐浓烟的防弹装甲，一群刀枪不入、把死人和伤者碾碎压烂的钢铁野兽。在它们面前，我们那薄薄的皮肤底下人都萎缩了，要抵御它们的庞大的重力，我们的胳膊不过是一根根稻草，我们的手榴弹也只能算是一根根火柴。

炮弹、毒气烟雾和坦克群——碾碎，腐蚀，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