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3/5页）

那天早晨阴霾漫天，四周的水域混浊。我站在轮船甲板上回望港口，回望杂乱的港边景物，船只、步桥、泥屋、暗色的木制船坞、远处上海滩的高楼，一切都在此时淡去，化成一抹灰影。

“还好吧，小伙子？”上校的声音就在耳边，“你觉得你会再回来吗？”

“会的，先生，我觉得我会。”

“难说哦。你一旦在英国安定下来，我敢说你很快就会把这里的一切忘掉。上海是不差，不过，我觉得八年我就受够了，我猜想，你也没必要再多留恋，再多待一阵子，你就会变成中国佬。”

“是的，先生。”

“说真的，好孩子，你真该高兴才对。毕竟你要返回英国了，要回家了。”

就是最后这句话，提到我“要回家了”，让我的情绪一时失控——我记得千真万确——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即便如此，我的泪水里也是气愤多于悲伤，因为我对上校的话厌恶至极。在我看来，我前往的国度，并无一人相识，而渐行渐远的那座城市却蕴含了我所知道的一切。最重要的是我父母还在那里，在港口的另一端，在上海滩高耸的楼影山脉之外某处，我对着海岸做最后的凝望，心想，说不定就在此时会看到母亲——甚至父亲——冲到港边，挥手高呼叫我回去。不过即使是当年，我心底也知道，这种愿望只不过是幼稚的胡思乱想。眼看着那座曾是家园的城市渐渐淡去，我记得我转身面向上校，带着欣喜之色说：“我们应该马上就要进入大海了，对吧，先生？”

那天晚上，我把对上校的不悦之情，藏得滴水不漏。一点不假，直到他在南奥利街搭上计程车，我们互道再会，他始终满怀愉快的心情。一直要等到正好一年之后，他的死讯传来，我才有些愧疚，后悔那夜在多尔切斯特饭店没对他好些。他毕竟曾经有恩于我，而且在我看来，他是位正人君子。不过我也只能说，他在我人生里所扮演的角色——我无法否认他与当时发生的事情密不可分——会永远在我的记忆里定型为一个褒贬互见的人物。

华尔道夫饭店一事过后，有三至四年之久，莎拉·亨明斯与我没有任何接触。我记得这段日子里，有一次我在梅费尔区的某个鸡尾酒会上看到她。那次聚会上人很多，可是我没认识几个，所以决定先离开。我朝大门挤过去，发现莎拉·亨明斯正在与别人聊天，就挡在我往大门的路上。我的直觉反应是绕道而行。不过那一阵子，我又因“罗杰·帕克案”而名声大噪，我好奇之心油然而生，心想亨明斯小姐是否还敢像在华尔道夫饭店一样目中无人。于是我继续往人群里开路，对准方向，想从她面前挤过去。经过她身旁，我看到她的目光转过来认我的五官。她先是脸上一阵茫然，显然在回想我这个人到底是谁，后来我看出她认出来了，但她既不笑一下，也不点个头，又把目光转回跟她聊天的人身上。

其实，这种事情我才懒得去烦，因为那阵子，我手头上正忙着几件难解的案子。尽管当时距我建立今日这般的名声地位，还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过那时我已初尝任何稍有名气的侦探所承受的甜美负担。我向来了解，要根除那些行迹最隐秘的邪恶，而且要在恶行即将逃过法眼之际将之清除，固然是重大而严肃的事业，然而我一直要到经历了“罗杰·帕克谋杀案”这类案子之后，才切身体会，能把这类潜伏的坏事清除，对别人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不只是指那些直接与案情牵连的人，也指一般大众。于是我变得更加坚决，不让伦敦生活的浮华琐事害我分心。我也渐渐了解，也许我父母就是靠这点才能拥有他们的名声。总之，像亨明斯小姐这类人物，在我那个时期的心思里不会留下什么痕迹，若非那天在肯辛顿花园遇到约瑟夫·特纳，恐怕我早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

当时我在诺福克调查一个案子，正好回伦敦几天，打算研究一下我做过的各类笔记。其中一个阴天的早晨，我正在肯辛顿花园漫步，沉思与受害者失踪相关的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有人从远处喊住我，我立刻就认出是特纳，他是一位社交场合里的点头之交。他赶上来问我这阵子怎么这么难得见到踪影，随即邀我参加当晚他与友人在某家餐厅举行的晚宴。我礼貌地婉拒，推说我现在为手上的案子忙得无法分身，也不容分心，他回答说：

“真可惜。莎拉·亨明斯也要来，人家想跟你聊聊可想死了。”

“亨明斯小姐？”

“还记得是谁吧？人家可记得你哦。还说你们几年前就认识。她老是抱怨怎么到哪儿都没你的影子。”

我忍着不予置评，仅淡淡地回答：“仅代我问候她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