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的婚礼和父亲那会唱歌的鸟儿（第6/8页）

“你这是要把所有顾客都赶走啊。”父亲对卢卡说。

“只要尝上一口，客人们就又全都回来了。”

“可是他们不敢尝啊，我都卖了四十多年冰激凌了，很了解我的客人。他们不喜欢惊喜，只想吃草莓味、香草味、芒果味和巧克力味的冰激凌。还有一些‘怪人’喜欢吃肉桂或者巧克力薄荷味的，不过就从来不喜欢奇怪的口味和奇怪的组合，就更别提那些在字典里才能找到的食材了。”

“他们可以免费试吃。”

“那可不行，”父亲说，“你怎么能把冰激凌白白送人呢？”

“我不是白白送人，只是让客人尝那些还没吃过的口味。”

“就不能开这个先例。荷兰人是怎样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样的话，他们会立刻要求把所有味道都尝个遍。一勺这个，一勺那个，没完没了。就跟超市里一样，那里也可以免费品尝，结果又什么都不买。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顾客们推着小车径直奔向一个正在炒菜的女工作人员，都想尝一口。结果呢？味道怎么样？好吃吗？嗯？可是一到结账的柜台就只有面包、一盒牛奶和一斤豇豆。”

“你自己尝过了吗？”弟弟问，把勺子送到父亲嘴边，“是无花果杏仁冰激凌。”

“你要是让所有人都免费吃冰激凌，是要破产的，我们玩不起。我用了这么多年苦心经营这个店，可不是为了转手交给你以后没几个月就眼睁睁地看着它破产。”

“张嘴。”

弟弟把勺子送进了父亲的嘴里，像是在喂不愿意吃饭的小孩。

突然，父亲笑了起来，说：“真是太棒了，这味道，真是太好吃了。”

美味的冰激凌的消息如离弦的箭一般传遍了整个城市，人们纷纷前来围观品尝，一口下去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店门口排着长队，报纸上登了新闻，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店里，甚至还有特地从国外来的，店里还从来没这么忙过。

我也得排队，店外面也没有空位子了，现在是暑假，又是艳阳天。母亲们牵着蹦蹦跳跳的小孩子，有个小孩说：“我想吃草莓冰激凌加彩糖。”在我前后，两个小男孩声调不一地说：“妈妈，我们想吃巧克力冰激凌加彩糖。”

母亲和索菲亚站在柜台后面挖冰激凌，把冰激凌放进小杯子和甜筒里。我偷偷看着她们，她们却看不到我，感觉像是在偷窥。母亲的速度比索菲亚的快一点，动作也流畅一些。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虽然有时候她的勺子在那些新口味上也会打顿。

“我想要彩糖。”一个小女孩对索菲亚说。

“你要什么味道的冰激凌呢？”

“彩糖。”

“不，她问的是味道，”小女孩的妈妈说，“你得告诉她想要吃什么味道的冰激凌。”

小女孩想了好一会儿，说：“我不记得了。”

我只看见了小女孩的背面，金色的辫子挂在肩膀上，辫子上还扎着蝴蝶结。那发亮的小嘴、金黄色的眉毛和深蓝色抑或灰绿色的眼睛我都没看到。

“是香草味的吗？”妈妈对女儿说。

“哦，对了，香草味加彩糖。”小女孩兴奋地叫起来。

索菲亚的左手并没有动弹，没有去拿甜筒，握着勺子的右手也没有去挖冰激凌。排队的顾客都没注意到眼前的这个场景，都在谈论冰激凌，待会儿要选哪几种味道。而我却看见母亲把手搭在了索菲亚的肩膀上。

“我要一杯菠萝西柚味和李子奶酪味的。”小女孩的妈妈说，“不知道些味道吃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

冰激凌店的消息甚至传到了维纳斯村里，德拉斯塔在当地的报纸《人民的朋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记者给卢卡打电话，问那些口味是不是他自己发明的。弟弟告诉记者自己连续花了几个小时来尝试各种味道的组合，不过也经常受到顾客的启发。就跟当年有人给太爷爷送水果一样，如今顾客们会跟做冰激凌的人要求新口味，比如樱桃巧克力味、香蕉椰子味，还有树莓香草味。

跟太爷爷一样，卢卡仍然在研究新的口味，每个星期，柜台里都会多出一个新口味。店里有个小白板，专门用来公布那些特别的味道。为了能装下更多冰激凌，店里有了第二个柜台。就这样，夏天过去了，店里店外都排着长长的队，人们光脚坐在外面，到了夜里仍然欢声笑语，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

我和拉尔森一起去参加欧洲各地的诗歌节，七月底，雨点嘶嘶地打在机场跑道的沥青上，我第一次前往麦德林诗歌节。开幕式安排在牛迪巴拉山半山坡的一个由岩石改造成的剧院里。我们乘坐大巴，穿过市中心，这是南美最大的城市之一，到处都是汽车、摩托车和小型货车。拉尔森告诉我，就在不久前，麦德林还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人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报纸上登的新闻尽是政治谋杀，大街简直就是屠宰场。每天都会死人，大多数是年轻无名的，不过在那一摊摊血里也有黑社会头目和有地位的军官。拉尔森说：“这场诗歌节就是与邪恶的较量，是拉丁美洲的诗歌杂志《普罗米修斯》的编辑和诗人用生命换来的。他们要抵抗腐败，阻止暴力和光天化日下残酷的掠杀，结果成功了。曾经的南美的犯罪首都如今每年都会举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诗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