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恩甘巴（第2/4页）

孩子们时而思乡，时而狂躁。他们对美国的有些东西胃口越来越大，这让我警惕起来。还有些事情他们觉得没什么，这些事却更让我警惕。比如，那些白人和我会讲三门语言的孩子们（他们能自如地在法语、林加拉语和英语之间切换，每种语言都会带些口音）说话时的方式，他们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却会字正腔圆地大声说话，仿佛面前是个牙牙学语的小宝宝。这是种侮辱。阿纳托尔的学生们本质上也是如此，总是抑制不住地想要教他何为民主，何为人权——这些大二学生简直无礼透顶！晚上，阿纳托尔将这些事说给我听时，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我却愤怒地骂骂咧咧，又是扔枕头，又是大喊大叫，而他就在已婚学生公寓里那张宽大舒适的双人床上紧紧地搂着我。

我家乡的公民把我的丈夫和孩子们都视为原始人，或怪物。到了街上，远远地，他们就会对我们怒目而视，认为我们都是祸根。混血夫妇是他们早就听说过并且痛恨的祸根，而那几个杂种孩子，就是我们有罪的绝佳展示。再走近些，他们就会直直地瞪着阿纳托尔，脸上的轻蔑让位给赤裸裸的震惊。他那武士般的脸膛和雕工精细的刻痕中蕴含的优雅，对他们来说陌生得犹如林加拉语。他们难以理解他。即便我母亲的朋友们真的在努力，他们也从来不打听阿纳托尔的背景或才能，而只是会在他离开房间后才压着嗓子问：“他的脸怎么啦？”

阿纳托尔声称别人瞪着他并未让他不舒服，他这辈子早已习惯了做个局外人，但我受不了别人的傲慢。阿纳托尔在他的国家，对欣赏他的才华和荣誉的人而言，算是出众的美男子和卓有成就的人。整个童年时代，我一直在想，我毁了自己双胞胎妹妹的一生，让她落在我后面，蹒跚地步入光亮之中。我没法再把丈夫和儿子拽入那种生活，那样的生活只会让他们的美在黑暗中盛开又凋亡。

于是，我们回了家，回到了这儿，步入灾难之中。阿纳托尔的护照在机场就被没收了。当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因又累又无聊而互相打斗，马丁靠在我身上哭喊他耳朵疼时，我丈夫却已在我没留意时被制伏了。他在扎伊尔是通缉犯，当时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阿纳托尔告诉我，只是要走个手续，而他也只能把我们家在金沙萨的地址说出来，这样他们才知道第二天怎么把护照寄还给他。我哈哈大笑，说，（而且当着那些官员的面！）鉴于我们政府的效率，寄到家应该要等到明年了。然后，我们挤进了一辆破旧的小标致出租车里。在那车里倒是有家的感觉。我们回到了伊丽莎白的家，沉沉睡去，因时差没倒过来而一阵一阵地惊醒。我头脑里装了不下一千件事情：让孩子上学；找地方住；在金沙萨找一家可靠的银行——既不会给我们旧扎伊尔币，也不会给我们假冒的新钱——兑换母亲给的美元；还要弄到食物，否则我们准保会把伊丽莎白压得喘不过气。这些想法没有一件与我丈夫有关。我们甚至都没睡在一块儿，因为伊丽莎白四处借到的只有几张小床。

但那晚也许是我们睡在一块儿的最后机会了。天刚放亮，蓝盔② 就来砰砰砰地敲门。我还没完全醒过来，伊丽莎白跌跌撞撞地往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还在一丝不苟地裹缠腰布，四个男人猛地就冲了进来，把她掀到了墙边。只有马丁是真醒了，用他那双硕大的黑眼睛瞅着那些人皮带上的枪。

阿纳托尔很平静，但他看着我的时候，眼里却透着绝望。他提到了几个人名，让我马上去找他们，说是能帮我们安顿下来，但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还说了一个地址，似乎得打乱顺序读。

“孩子们……”我开口，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完这句话。

“孩子们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眼睛。通往拯救的长木板③ 。”

“他们是非洲人，永远是。你知道的。”

“贝埃内，要对自己好点。”

他就这么走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对自己好点。活着，这项人人都要坚持下去的事业，现在残酷得难以想象。

至少，我还知道他在哪儿，伊丽莎白说这是件幸事。我没法同意她。他们迅速地把他押往提斯维尔，距利奥波德维尔南部约有一百公里，去往那里的路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最近获得外援后刚刚重新铺设：监狱显然就有这么重要。我不得不奔走于八个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打听消息。我像只顺服的狗一样带着各种半透明的纸条从一个办公室跑到另一个办公室，最后总算见到了我的主子，他的椅子往后靠着，靴子翘在办公桌上。看见一个白人女性，他吃了一惊，摸不准是该恭敬还是蔑视，于是就在这两种态度间不停切换。他告诉我，我丈夫会被拘留到提出正式指控为止，时间为六个月到一年。指控通常是叛国，也就是说反对蒙博托，最有可能的刑期应是终身监禁，不过也有其他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