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安娜·普莱斯（第3/5页）

至于食物，那又说来话长了。寻找可吃的东西，了解它们叫什么，把它们切、捶、砸得稀巴烂，好做成家里人都能忍受的吃食。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实在不明白其他人家都是怎么过日子的。似乎根本就没什么能被当作食物的东西。甚至赶集日上，即使每个人都尽可能把自己所有的货品堆得老高，也没什么可吃的。那些东西加起来，似乎并不够村里二十几户人家维生。诚然，我看见了烧食物用的木炭，调味用的皱巴巴的霹雳椒，盛食物用的葫芦做的碗，可那食物到底是什么，哪儿才有呢？在上帝的这片土地上，他们究竟吃什么呢？

最后，我终于知道了答案：一种叫作富富的胶质面团。富富源自一种硕大的根茎，女人们栽植它，而后从地里挖出来，浸于河水中，在阳光下晒干，捣成白色粉末，盛在中空的木头里煮熟。它叫木薯，这是詹娜·昂德当告诉我的。它的营养价值和棕色纸袋没什么两样，更有甚者，还含有微量氰化物。但它能填饱肚子。要将其煮成无味的块状，美国孩子才会试着吃上一口，吃之前还要捏着鼻子，壮起胆子，犹豫再三。而对基兰加人来说，富富 是生活中除了时间之外的理所当然之物。总会有木薯。它是生活的中心。当身着纱笼的细高个儿女人静静地从田里归来时，脑袋上都会稳得出奇地顶着一捆木薯根，大小如同一匹被揉皱压扁的马。浸泡、去皮后，她们就将长长的白色根茎插立于搪瓷缸里。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一列列搪瓷缸犹如巨大的睡莲般被顶在纤细、移动的茎秆上穿过村庄。这些女人日复一日地耐心劳作，栽种、挖掘、捶打木薯，尽管她们梦幻般的劳作方式看上去与最终的制成品毫无关联。她们让我想起了战前南方那一群群叫作“甘迪舞者”② 的黑人男子，他们会沿着铁轨一路走去，唱着歌，点着头，步调一致地前进、后退，用钢条敲击出某种节奏。孩子们都看得入迷。而他们一路前行，你几乎意识不到，他们顺带干了维修铁轨的活。这些女人便是那样制作木薯的，她们的孩子也是那样吃木薯的：对于怎么做，怎么吃，显然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富富只不过是食物的代名词。而其他可以吃的东西——香蕉，鸡蛋，叫作曼格万西的豆子，一片烤焦的羚羊肉——则与之截然不同，那些东西只有在重大的、也许并无必要的场合才能吃到。

我们家一天要有三次这样的重大场合。他们没法理解他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在通用电气公司服务的土地上花三十分钟就能做出的一道菜，放到这儿来，相当于一辈子的苦活。一家人就这么坐等母亲及其帮手从灶间出来，给他们奉上一日三顿的感恩节正餐。玛玛·塔塔巴设法应付着这一切，但总是抱怨个不停。她边干活边嘟囔，没完没了，只是偶尔停下来提一提羊毛衫里绑着的缠腰布 ③ 。任何时候不得不纠正我的错误时，她总会翻白眼：我忘了洗净马口铁罐子并把它们放起来；我没检查香蕉上是否有狼蛛；有一次，我给炉膛里塞满了班加拉 木棍——毒木树的树枝！当我弯腰点炉膛时，她把我手里的柴火打掉，然后用防烫布头把那种绿色的木柴一根根取了出来，言简意赅地解释说，单单那木头烧出的烟，就能让我们全都死光。

一开始，除了她教我的那些实用性的词之外，我对刚果语一无所知。这样我也就不用知道她是怎么做到在诅咒我们的灵魂必死和喂饱我们的身体之间两不误的。她挺纵容我那几个不知感恩的孩子，却对我们充满憎恨。她会把手指伸进发霉的袋子里，奇迹般地筛取出一盎司白面粉，拍拍打打地做出饼干。她用山羊脂做出了类似黄油的东西。她还把羚羊肉捣成了肉末塞入汉堡，捣肉的工具是从摩托艇推进器里搞来的。她用平整的石块和意志力将花生砸成了还算过得去的花生酱。忙活了很长时间之后，蕾切尔坐在桌腿边上叹着气，把白发从肩上甩开，宣称在这世界上，她只希望吃到“平滑的花生酱，不要 嘎嘣脆”。

富富恩萨拉 ，玛玛·塔塔巴就是这样称呼我们的。我觉得这应该和主食富富 有关，却不知道刚果语这门语言不是用来说的，而是用来唱的。同一个词，只要其音调的抑扬顿挫变化了，意思便会截然不同。当玛玛·塔塔巴轻柔地对我们大家唱出这一声颂歌调子时，她不是叫我们爱吃富富 的人，或不爱吃富富 的人，反正我是怎么也猜不到的。富富恩萨拉是一种寄居于丛林、脑袋通红的老鼠，性喜躲避阳光。

我觉得自己正变得勇敢起来。我第一次进入灶间的时候，一条蛇正从门阶上游开，狼蛛则从墙上瞅着我，蹲踞在外八字腿上，活像个攻击线上的橄榄球运动员。于是，我就随身带了条棍子。我告诉玛玛·塔塔巴我从小就会烧菜，但不想当个驯兽员。唯有天知道她是怎么像鄙视白老鼠一样鄙视胆小的女主人的。她应该根本想象不到电炉之类的东西吧，也想象不到有这样一片土地，那里的女人会为一种叫黄色打蜡油 的东西忧虑。虽然她对我充满了鄙视，但对我彻头彻尾的无助感却毫无知觉。我乐于认为要是她知道的话，就不会离开我们了。实际上，她扔下了一堆烂摊子，我觉得自己快要淹死在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