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和仪式（第3/10页）

如果那是她的方式，它并不奏效。每年，在她和博奥斯先生之间，都会建立起假想的浪漫，或丑闻。通常是在准备小歌剧期间。人们会报告说，他们两个一起挤在钢琴凳上，他的脚在踏板上轻推她的脚，有人听见他叫她艾莉诺。但是当你凝视她的脸时，各种奇特的流言蜚语就都粉碎了，她瘦小的脸骨骼突出，有意识地擦了胭脂，显得很生动，嘴角闪动着细纹，眼神明亮惊讶。她追求谁都不可能是博奥斯先生。尽管这样，弗恩说，她追求的也许不是男人。

小歌剧是她的激情所系。一开始她谨慎地投入热情，在迷蒙的雪天的下午两点，当她和博奥斯先生进入教室时，我们半梦半醒，抄写着黑板上的东西，一切如此安静，可以听见屋子下面深处水管里汩汩的水声。她差不多是耳语般地低声让大家站起来唱歌，博奥斯先生给我们发了谱子。

你认出穿着大衣的快乐的约翰·皮尔吗

你认出黎明时的约翰·皮尔吗

你认出站在很远处的约翰·皮尔吗

在早上，还有他的猎犬和马？

我们的老师麦肯纳也是学校校长，他继续在黑板上写着，以此来表明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尼罗河谷被三个周边的沙漠保护着，免于遭到侵略，它们是利比亚沙漠、努比亚沙漠和阿拉伯沙漠。他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到最后他还是会无能为力。小歌剧会一直继续，推翻他的所有规则，还有他划分得像火柴杆栅栏似的时间。现在范里斯小姐和博奥斯先生多么有策略呀，庄严地踮着脚在教室里转，低头倾听每个人的声音。这不会持久。目前整个小歌剧由他们两个控制，但是到时候他们就会放手，它会像马戏团的气球一样膨胀，我们只需要坚持下去就行。

他们轻轻地示意一些人坐下。我也要坐下，我高兴地看到，内奥米也被叫坐下了。他们让其他人再唱，招手让他们需要的人向前迈一步。

排演小歌剧是不可预知的事情。像其他一切事情一样，你可以从停战日把罂粟花环拿到纪念碑那里，到上演少年红十字会节目，还有穿过奇怪的空荡荡的大厅，把谱子拿给一个个老师，事先看出谁大多数时间被选中，谁偶尔被选中，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选中。名列前茅的是玛乔里·考茨，她父亲是律师和省立法会成员，还有格温·蒙迪，父亲是家具店的经营者和所有者。没有人反对他们的位置。的确，如果自由选举少年红十字会官员，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出自己认为的适当人选。在城里和学校，围绕他们多年的善意，让他们成为最佳人选—自信而有外交手段，谨慎而善良忠厚。那些在工作中或去纪念碑的路上变得独断专行的人，在大厅里读老师的谱子希望找到些什么的人，是不受信任的，他们只是偶尔被选中，他们野心勃勃，又没有把握—就像阿尔玛·科迪，一个传播性新闻的专家，再比如我和内奥米。

在另一方面，像玛乔里和格温一样可靠的人，却从来没有被选中过—一个叫比乌拉·鲍维斯的胖女孩，她的屁股能盖满整个座位—男孩子把笔尖插在她的座位上—还有从来不吭声的意大利女孩，经常因为肾病缺席，以及一个虚弱的爱哭的白化病男孩，父亲是开杂货店的，他总是带着一袋袋橡皮糖、鸡骨头和蛋奶甘草甜点等生存必需品。这类人坐在教室后排，不会被要求大声朗读，不会被叫到黑板上做算术题，都会收到两份情人节礼物。（一定是玛乔里和格温不怕被玷污，给每个人都送卡片。）他们一年又一年，一个年级又一个年级，在梦幻般的不受侵犯的孤独中度过。意大利女孩将是我们中第一个死去的，那时我们还在高中；那样我们就会惊愕地记起，带着迟来的自豪。

“不过她曾经和我们同班。”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现美妙的歌喉。那绝不是比乌拉·鲍维斯，或意大利女孩，或白化病男孩，但是它也许存在，并且很近。会像某种战利品一样被范里斯小姐和博奥斯先生争夺的，只有坐在我后边的男孩，我会把他放在偶尔被选中的名单末尾：法兰克·威尔士。

我本不应该吃惊。我每天早晨听见他在我后面唱《上帝拯救国王》，每周一次，在博奥斯先生来上课时，唱《约翰·皮尔》和《美丽的阿夫顿河静静流淌》，还有“像公鹿渴望清凉的小溪一样，当它因奔跑而燥热”［很久以来我都把“公鹿（hart）”听成了“心（heart）”］。他的嗓音还是童声的高音，非常自然，实际上几乎不像人类的声音，纯净而孤独，像笛子吹奏出的音乐。（后来他学会播放的在小歌剧中代替他的录音机，就像他声音的延续。）他自己对拥有这样的嗓音很是漠然，不觉得有什么，当他停止歌唱，它就完全消失了，你不会想到和他有什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