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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这地方。一共十二人就餐，噪音震耳，孩子们都极力表现自己，笑声不断。塞莫尔喜欢这个样子，风流倜傥的一家全在那里，生活就如同人们期望的一样。但当馅饼和咖啡端上来时，他起身走开。我看到他没马上回来，就出去寻找。他待在车里，泪流满面，浑身颤抖，抽泣着。我从未见过他那样。我哥是块岩石。他说，‘我想女儿。’我说，‘她在哪里?’我了解他总知道她在哪里。多年来她东躲西藏，他总去看她。我相信他们经常见面。他说，‘她死了，杰里。’起初我还不信。我想这是免得我去跟踪。我以为他一定在某处见过她，不管她到哪里他都会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这个杀人犯。这杀人犯已四十多岁了，而她杀的人还是杀了。但当时他抱住我，又松开，我不由得想到，是真的，家族里这可恶的怪物真死了?但如果她已死，他又哭什么?若他有一半的头脑就会意识到，有个那样的孩子真是太出格了，若他还有一半的头脑，他早就被这孩子激怒了，并在多年前与她形同路人、分道扬镳了。多年前他就应该把她从头脑里剔除干净，让她滚得远远的。这愤怒的孩子越来越疯狂，还有使她丧失理智的神圣事业。哭得那样——为了她?不，我不吃这一套。我对他说，‘不知你是撒谎还是讲实话，但是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她死了的话，那是我所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没有其他人会对你这样讲，他们都会深表同情。我和你一块长大，与你直言相告。对你来说最好的就是让她死，她不属于任何与你相关的东西。她不属于与任何人相关的东西。你玩球——得有玩球的场地。她并不在场地上玩，甚至一点都不沾边，就那么简单。她在圈外，天生的畸形人，以不受约束的方式行事。你要停止对她的悲伤，你敞开自己的伤口长达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够了。这已使你发疯。再这样下去会要你的命。她死了?好！让她去。不然会腐烂在你的脑子里，也要夺走你的生命。’这就是我对他说的话。我以为能让他发怒。但他只是哭，不肯罢休。我说过这家伙会被这桩事烦死，他真的死了。”
杰里是说过，不出所料。这是杰里的理论，认为瑞典佬不错，指的是消极，指的是总在努力去做正确的事，说的是一个受社会制约、不发脾气的人物，从不轻易发怒。愤怒的感情既不是他的债务，也就不是他的资本。按照这种理论，恰恰是这种忍气吞声最后毁掉了他。而进攻性却有净化或疗伤的功能。
看起来杰里能坚持下来，毫不犹豫或者说毫不后悔，不屈不挠地执着于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是因为他对待愤怒有特别的天赋，他另一种特别的天赋是不回头看。我想，他从不回头。他不因记忆憔悴。对他而言，回头看就是无聊的怀旧，甚至包括瑞典佬的那种回首往事，二十五年后还想到炸弹爆炸以前的事，回想过去，无益地为与那颗炸弹一起烟消云散的一切哭泣。对这女儿的愤怒有何道理?毫无疑问，这样想会好受些。不可否认，生活中没有什么比正当的愤怒更使人升华。但在这种情况下，要瑞典佬超越之所以成其为瑞典佬的界限，这不是要求过分吗?在他的一生，人们肯定常对他这么干，以为他曾经是神秘的瑞典佬，他总是法力无边。我在文森特饭店就那样干过，小孩式的期盼被他天神般的气质震慑，却见他完全和常人一样。要让他人将你看成神的代价就是使你追随者的梦境永不消减。
“知道塞莫尔的‘致命关注’吗?致命关注他的责任，”杰里说道，“被责任完全吸引。他可以在他想的任何地方打球，他却到乌普萨拉，因为父亲要他离家近些。巨人队给他一份双薪合同，有一天还可以和威利·梅茨队打球——可他却到中央大街为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工作。我父亲让他从制革厂干起，把他放在弗雷林乌森大街一家制革厂干了六个月。每周六个早晨五点钟就起床。知道什么叫制革厂?制革厂就是狗屎堆。还记得夏天的那些日子?强风从东边吹过来，硝皮的恶臭弥漫威夸依克公园，笼罩在整个社区上空。啊，他从制革厂毕业，塞莫尔做到了，壮得像头牛。父亲又让他在缝纫机前待了六个月，塞莫尔目不斜视、专心掌握那台该死的机器。给他一只手套的皮料，他能缝制起来，比那些缝纫工干得更好，还只用一半的时间。他可以娶到想要的任何美女，但还是和美貌的德威尔小姐结婚。你应该见过他们。迷人的夫妻。他们俩到美国各地旅游时总笑容满面。她是天主教后代，他是犹太教后代，一起到里姆洛克老街去养一群小面包后代。可他们得到的是那个该死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