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12页）

他和伊夫·弗雷姆邀请大家共赴晚宴，其中有阿瑟·索科洛，他已经把我的剧本给他看了。艾拉想我或许会希望和阿瑟碰碰面。次日下午母亲让我到伯根街去买了一双黑色的配礼服的鞋，我把我那套礼服拿到钱塞勒道上的裁缝店去让夏皮罗加长袖子和裤子。然后，在一个周六的初夜时分，我把一粒口香糖丢进嘴巴，心跳得仿佛我是要越过州界线去杀人，走到钱塞勒道，登上了一辆开往纽约的公共汽车。

餐桌上陪我坐的是西尔菲德。所有给我设下的陷阱——八件餐具，四种形状各异的玻璃杯，主要的开胃菜叫做洋蓟，身着女仆制服神情郑重的黑女人从我身后和肩上送上餐盘，洗手指的碗，令人费解的洗手指的碗——所有使我觉得自己是个小男孩而不是大男孩的一切，西尔菲德却几乎全给我解除了，用一句嘲讽的俏皮话，一句讥讽的说明，甚至就是假笑一声，或是转动一下眼睛，帮我渐渐明白了不过是些暗示的浮华罢了，都不成问题。我觉得她很棒，特别是她讥讽起人来的时候。

“我妈妈，”西尔菲德说，“喜欢把事情弄得好像她在白金汉宫长大那样费劲。她用尽一切机会把平常的日子变成个笑话。”席间西尔菲德不停地说，随口说给我听一些议论，充斥着一位生长在贝弗利山庄——吉米·杜兰特隔壁——然后在格林尼治村，美国巴黎——的人的世故。就是她取笑我我也觉得很放松，好像我的灾难并没有就在距我一道菜之遥处。“别太担心做得对不对，内森。做错了反倒看上去不那么可笑。”

我也在注视艾拉中受到鼓舞。他在这里吃饭的样子和他在韦夸希克公园对面的热狗摊上一样；说话也一样。满桌男士独他一人没有戴领带穿礼服衬衣和外套，而且尽管他并不是没有通常的餐桌礼仪，但看着他叉起食物一口吞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并没有过于精细地品味伊夫家厨师的精妙手艺。他似乎对适合热狗摊和华丽的曼哈顿餐厅的举止毫不区分，既不区别举止也不区别言谈。哪怕是在这里，仍处处让他恼火——在这个晚上，距华莱士的惨败（进步党在全国得到的选票不过一百万张，只有它所期望的约六分之一）只有几个月，就连看上去如选举日一样无可争议的事情也令他恼火。

“我跟你们说件事，”他向桌上的人宣布，别人的声音渐渐弱了，他用有力自然的声音，带着对他的美国同胞之愚蠢的蔑视与讥讽，利落地命令道，你们只要听我的就好。“我以为我们亲爱的祖国不明白政治。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人民要在选举日工作?还有什么地方学校还开着?如果你是年轻人，成长了，你说，‘嗨，选举啊，难道我们不休一天假吗?’你的父母亲说，‘不，选举日而已。’你会怎么想?如果我还得去上学，那选举日能有多重要?如果商店以及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开着，那它怎么会是重要的呢?见鬼，你们的价值在哪里，你这狗娘养的?”

说“狗娘养的”不是暗指任何一位在座的人。他是针对他生命中总要去与之斗争的每一个人。

这时，伊夫把手指搁在唇上，让他控制自己。“亲爱的，”她说得那样柔和，几乎听不见。“再说了，有什么更重要的事，”他大声回答，“要在哥伦布纪念日那天待在家里?为了个破星期日让学校关门，却不为选举日让学校关门吗?”“可是没人在争这件事啊，”伊夫微笑着说，“干吗生气呢?”“哎，我生气，”他对她说，“我老是生气，我希望到死的那一天还保持生气。因为我生气，我惹上麻烦。我惹上麻烦，因为我不会闭嘴不言。杜鲁门先生对人民说共产主义是这个国家的问题，人民又相信他，于是我对我亲爱的祖国非常生气。不是种族主义。不是不平等。那不是问题。共产党才是问题。四万或六万或十万共产党。他们会推翻一个拥有一亿五千万人民的国家的政府。别侮辱我的智力了。我来告诉你是什么会推翻这整个鬼地方：是我们对待有色人种的方式。我们对待劳动人民的方式。不会是共产党人来推翻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对待人民像对待动物，就会自己推翻自己！”

坐在我对面的是阿瑟·索科洛，广播剧作家，另一位自信的靠自我教育成功的犹太孩子，他们忠实于旧时居住的地方（加上他们不识字的移民父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成长为男人时粗率而易动感情的风格，这些年轻人刚自战场归来，这场战争中，他们发现了欧洲和政治，第一次通过他们不得不一道生活的战友发现了美国，没有正规指导却怀着对艺术改造力量的巨大天真信念阅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开篇的五六十页。阿瑟·索科洛在被那黑名单毁了事业之前，尽管不是像科温这样闻名的作家，但无疑也属于我最欣赏的其他广播剧作家一类：阿奇·奥博勒，著有《熄灯》，海曼·布朗，著有《内室》，保罗·莱默，著有《威克和萨德》，卡尔顿·E.莫尔斯，著有《我爱秘密》，威廉·N.罗布森，写过不少战争广播剧，我从中也为自己的剧本提取素材。阿瑟·索科洛的获奖广播剧（以及两个百老汇的剧本）以对一位粗鄙虚伪的父亲所代表的败坏的权威的强烈仇恨为特色。整个晚餐期间我一直害怕，怕索科洛这个矮壮的人，一度是底特律高中队进攻后卫的胆大的大力士，会为了我从诺曼·科温处偷来用的一切而指着我，对着席间的人指责我是个剽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