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鲍德温（第6/16页）

约翰·格莱姆斯和鲍德温的人生所拥有的相似之处相当明显。他们都是非婚生。就约翰而言，他是书中唯一一个因为爱而出生的人物。他的父母私奔到纽约，他的父亲理查德后来受到诬告，在一段受尽羞辱与残暴待遇的铁窗生涯后轻生自尽了。理查德自学成才。当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发现他几乎没有上过学的时候，她问他：“‘那你怎么会这么聪明？你怎么懂得那么多？’”理查德告诉她：“‘我就是下定决定，有一天，我要掌握所有白人杂种们掌握的知识。’”他又接着说：“‘我要掌握得比他们还要好，这样就没有哪个狗娘养的白人有可能居高临下地跟我讲话。让我觉得自己一钱不值了。’”当然，讽刺的是，他因为那些狗娘养的自杀了，他们设计诬陷他，让他觉得自己一钱不值。他读的所有书、拥有的所有学识都不能帮他挡开那无处不在的羞耻感。约翰的母亲之后嫁给了一个狂热而有虐待倾向的牧师，他答应好好照顾她的儿子，视其如己出。约翰称他为父亲，但是，他反倒道貌岸然地企图羞辱、毁掉这个男孩。约翰的继父加布里埃尔说，他要“‘揍得他魂飞胆颤’”。他是一个改头换面的好色之徒，他让人想起鲍德温的那句断言：“没有人比一个认为自己内心纯净的人更危险；因为他的纯净，显然是不容反驳的。”

鲍德温和约翰·格莱姆斯都拥有某种超越了人生经历的东西：他们的故事都始于根本的信仰危机。“像很多事情一样，许多让人难以察觉的改变都一并发生了，”鲍德温写道，“我推测，我信仰的逐渐瓦解，堡垒的崩塌，发生在我开始布道大约一年以后，那时我重新开始读书了。我为这个渴望做的解释是，我还在学校；像命中注定似的，我一开始读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山上的呼喊》思考的是约翰·格莱姆斯“信仰的瓦解”，以及所有把他往回拽、让他堕于黑暗的权威力量：种族主义，宗教狂热，以及盲目信仰。“约翰的心开始对上帝变得冷淡。他的父亲是上帝的牧师，是天国之王的使者，约翰不先给父亲跪下就不能在施恩宝座前下拜。”约翰向自己许诺：“他不会像他父亲一样，或像他父亲的那些神父一样。他要过不一样的人生。”那新的人生会带给他一份新的精神生活，不再囿于拒绝他自己的身体，拒绝他身体对爱的渴望。

鲍德温认为，感官愉悦，即生活的精髓；没有它，就是错过了所有活着的乐趣。“我认为，享受感官世界，就是在生命的力量、生命本身的力量中，生出敬意与欣喜，在所有参与的事中——从努力去爱到动手擘饼[146]——都全心投入。”对鲍德温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之后会在第二本书《乔凡尼的房间》中把它作为主题。所有像我一样在原教旨主义统治下生活过十八年的人，或者在像苏联这样的世俗极权主义国家长期生活过的人，都能证实他晚年在一场《村声杂志》（Village Voice）的采访中所说的一句话的真实性：“肉体的恐怖……是一种能导致无以名状之惨烈的学说。”

差不多三十年后重新读《高山上的呼喊》时，我感到惊诧不已，我遗漏了多少东西啊：它的抑扬顿挫捕捉到了黑人灵歌的韵律，如此有力、饱含深情地向前推进；它光明与黑暗的意象，以及它死亡与重生的主题。约翰·格莱姆斯像哈克一样，遵从着内心的指引，从错误的神身边走开，在同一个一丝不苟、死板严苛、让他窒息的教堂禾场脱胎重生。不计后果地勇敢对抗障碍，向压抑的权威说不，不带防坠网地面对黑暗，掌控自己的恐惧——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更接近美国个人主义这备受珍视的理想？

要重生，约翰·格莱姆斯必须摆脱自己身上那种霍尔顿·考尔菲德恰恰希望维持和保护的东西：天真。“书写凄凉的作者是不允许天真的，”鲍德温在《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中这样写道，“正是天真构成了罪恶。”天真隔绝了学识，但学识能带我们找到真相。脱下你的天真，面对真相，这才是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的第一步。当然了，说总比做来得容易。

“我是一个牧师的儿子，”詹姆斯·鲍德温在《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最多的真相》中告诉我们，“我请你们记住那棵伊甸园里带来灾祸的树的真正名称：‘知道善恶的知识之树’。”好奇是人类的第一宗罪，这种欲望驱使他甘冒被驱逐出天堂的危险，而这或许是人类最大的悖论：既想要获知，又渴望平安生活，保有天真。或许等我们忘了被驱逐出天堂的安全世界，坠入未知的空虚和黑暗中时产生的那种恐惧，我们就会被宽恕——这样的说法我们已经听了太多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