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鲍德温（第3/16页）

我停步在“红色爱玛”书店支起的帐篷前，它是以那位传奇的激进无政府主义者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命名的。你瞧，稍远一点就有“H.L.门肯社会”，这是对那位才华出众、愤世嫉俗的批评家的致敬，是他创造了“愚民大众”（Booboisie）这个词，他在20世纪前几十年名震一时，但如今读者寥寥。我肯定，只要今天的年轻人们有机会发现他们，许多人都会欣赏这些古怪而别具一格的人物，他们既信念坚定，又完全不落窠臼。出于某些原因，我不禁想象这些人人生故事的漫画版——要是今天有个漫画版的门肯拿他创造的那些词轰炸我们，岂不是非常有趣！就想象一下对于我们的一些政治领导人他会说些什么吧。他可以跟乔恩·斯图尔特和斯蒂芬·科尔伯特一较高下。

鲍德温生于吐温逝世十四年后，尽管他们的背景不同（单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就足以在他们之间划下一道鸿沟），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体验过人类对同类所能做的最恶劣的事。读吐温的《私刑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Lyncherdom”）或《不过是个黑鬼》（“Only aNigger”）就足以理解他的愤怒和羞愧。他在笔下有所保留的是他自己的私人生活。“你不能公开你灵魂中的隐秘部分并检视它，”他如是说，努力想解释为何写回忆录时会如此痛苦，“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太羞愧了，太恶心了。”但这恰恰是詹姆斯·鲍德温所做的：他公开了灵魂中的隐秘部分，没有回避自己的羞愧和罪恶感。他最伟大的一项艺术成就就是，将私人与公共、个人与政治、社会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然而他作为作家的一生都在致力于说明人不应该被自己的履历所限定这个命题。他最高的成就是超越了而非屈服于他的生活环境施加在他身上的限制。“好，当你开始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是个黑人，穷困潦倒，还是个同性恋者，”一张剪报中的采访者这样问，“你一定对自己说过‘哎呀，我还能到多弱势的地步’这样的话吧？”

而鲍德温，鼓出来的大眼睛狡黠地看着这位谈话者，眼神穿透了他，“不，我觉得我中了头彩！”伴着观众的笑声，他接着说，“都没有什么前进的空间了，真叫人大为光火。所以得找个办法利用这些。”而他确实利用起来了。

鲍德温的祖父是奴隶，他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生父。他的童年和青春期都在哈莱姆黑人聚居区度过，继父是一个有施虐倾向的牧师，他一生都称其为父亲，对他的感情可说是爱恨相抵（“讲坛上的正人君子，家庭里的残酷魔头”，他后来如是说）。他后来为了写作，丢下继父和母亲，丢下哈莱姆、大纽约城和美国，搬到了千里之外大西洋彼岸的巴黎，而在他的写作过程中，他发现了他的继父、他的种族、他的城市、他的同胞和他的祖国所具备的某种本质的东西。或许最关键的是，他发现了詹姆斯·鲍德温，将他从种族主义、贫困与虐待的魔爪中救了出来，重新书写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人生中的多数时候，即便对自己，他都是个局外人：在一场采访中，他说过一句，“所有那些名叫吉米·鲍德温[144]的陌生人”。

其他作家都离开美国去找寻自我和世界观了——亨利·詹姆斯、伊迪丝·华顿、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后来又有海明威、菲茨杰拉德、鲍尔斯和理查德·赖特，最后这一位有一段时间是他的导师，对他照顾有加。但巴黎这段经历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各不相同，鲍德温的巴黎也不是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它是《乔凡尼的房间》里荒凉、破败的巴黎，通常不是阴暗欲雨，便是正下着雨。鲍德温说，他去巴黎并非因为那是巴黎——任何其他地方都行——不过是因为他想离开纽约。塞达特·帕凯（Sedat Pakay）1970年对他进行了拍摄，在拍成的电影中，鲍德温说：“人从远处……从另一个地方，从另一个国家，才能更好地看（他的国家）。”《乔凡尼的房间》中的大卫表达了他创作者的观点，他说：“或许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回不去的情境。”

1946年，尤金·沃思从乔治·华盛顿大桥上跳了下去，他是鲍德温亲近的一个朋友，鲍德温爱过他，但他们没有实质的恋爱关系。沃思是《另一个国家》里鲁弗斯的原型，鲁弗斯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自杀，他的死是联通其他人物的中心事件，也成了他们心灵启示的源头。鲍德温后来说，倘若他留在了纽约，没有成为作家，那等待他的可能也是同一种命运。《另一个国家》中，鲁弗斯自杀后，年轻的白人女子凯斯说道：“也许这样的秘密，每个人的秘密，只有在人们费力地把他们拽到世界的灯光下，把他们硬推给世界，让他们成为世界经验的一部分时，才会被表达出来。没有这种努力，秘密的地方不过是一个容人死于其中的地牢；没有这种努力，的确，整个世界都会是一片不能住人的黑暗。”鲍德温去巴黎是为了清洗身上的秘密，学习不为愤怒写作，而为这时代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