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2/19页）

看到以上种种，有人可能会推测，他会像许多同辈人一样，写一个孤独而饱受误解的年轻美国男子的悲伤故事，正如他的第一位作传者马克·肖莱尔（Mark Schorer）的说法，“月球生物小说”。但刘易斯并未囿于自身，他打算去发现美国。他的小说关注到了当时世人热议的问题，也触及了许多及至这个新世纪的开端都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东西：雷同从众（《大街》和《巴比特》），宗教信仰（《灵与欲》），女性权利（《安·维克斯》），法西斯主义（《不会发生在这里》），种族（《王孙梦》），以及医药科学（《阿罗史密斯》）。多数都颇有争议并引发无尽的讨论。《王孙梦》这部更受黑人欣赏的作品，还被指带有煽动性。

尽管刘易斯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小说家，但他在世的时候，这并没有使他免于被当作二流文人而遭受冷眼。在某种程度上，诺奖封住了他的命运，因为美国国内立刻出现了排山倒海的强烈反应。美国文学界将诺奖的这一选择看作是故意的戳刺：他讽刺地刻画了美国小城镇的样子，千篇一律、思维狭隘，完完全全地证实了欧洲人最恶意的偏见。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幸运得多，文学之路也走得更为顺利，但他们在评价对手时却并没有口下留情。海明威作为一个能用寥寥数语表达就绝不费心详述的人，用一句直截了当的话总结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观点：“辛克莱·刘易斯一文不值。”

但如果说他时常被美国文学的万神殿晾在一边的话，这种贬抑也常常受到一句“然而”或“但是”的限定。与冷眼忽视相伴而来的，通常是反对这类忽视的、说明为何不能够忽视他的辩解。约翰·厄普代克[88]的兔子安斯特朗受乔治·巴比特的影响不止一点点，近至2002年，他还在《纽约客》上为理查德·林奇曼（Richard Lingeman）所著的传记写了一篇书评（这本书本身也半是受到这种忽视的启发），文章的开头他问道是否有写一部新传记的必要，而他最后只是问：“在上个世纪，有谁[89]和乔纳森·弗兰岑[90]那样——比众人更勇敢、更有条不紊地试图去满足如下要求——作为美国小说家，丢开唯我论和内向的自矜，拥抱这个力求多样与变化的国家本来的样子？”

如前人马克·吐温、威廉·迪安·豪威尔斯一样，对辛克莱·刘易斯来说，这不是一项政治任务，而是一件关乎存在的事情。一大群更早期的作家，如厄普顿·辛克莱[91]（Upton Sinclair）和西奥多·德莱塞[92]，以及一群稍年轻的作家，如理查德·赖特、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威廉·福克纳、索尔·贝娄、弗兰纳里·奥康纳，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做了同样的事情。就在乔治·F.巴比特在1922年来到世间三年后，我们就将认识一个名叫杰伊·盖茨比的年轻人——巧合的是，他为了追求他所认为的美国梦，死于虚构的1922年，留给我们一个关于港口尽头那盏绿灯的永远未解的谜。

尽管刘易斯的小说被称作社会小说，但它的灵感并非来自政治或者意识形态，而是来自一种给予他使命感、给他理由活下去的激情。“世人根本不谈论刘易斯，”戈尔·维达尔说，“但他书中的人物——作为一种类型——会顽强存在下去；事实上，自狄更斯之后，相比其他作家，他是将自己的意图最多地诉诸了语言的作家。”

他对美国的忧虑启发了他的文学使命，这种情感将他跟爱默生和惠特曼——或许最多地是跟梭罗，因为刘易斯非常欣赏他——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没有文化、没有高雅吗——只有这些让我们浑浑噩噩活着、为非作歹的本事吗？——就要这样获取一丁点儿的世俗财富、名望或自由，再用这点东西制造一个假象，仿佛我们都肤浅空虚，没有柔情也没有生活的重心吗？”1863年，梭罗在一篇发表于《美国大西洋月刊》的对美国的尖刻批评中写道：“即使我们承认美国已经从政治暴君手中将自己解放出来了，但它也仍是经济与道德暴君的奴隶……我们要将这称作自由的土地吗？生而自由却活得不自由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因为一心投入贸易、商业、制造业、农业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而变得扭曲狭隘，它们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

美国的商业主义跟它的个人主义一样都是老生常谈，这个主题也吸引了许多作家。H.L.门肯不遗余力地讽刺过他所说的美国的“愚民大众”。在他的著作中，在美国伟大的社会现实主义者西奥多·德莱塞、弗兰克·诺里斯[93]、约翰·斯坦贝克[94]和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中，自然还有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里，我们都能找到这种主题。可以说，在真正的美国精神捍卫者当中，作家和思想家一直是最坚定不移的，他们要求读者去质疑自以为是的规范，认识不公的存在，承认这个致力于制造更多新鲜事物、腾飞进取、雄心勃勃的国家也有阴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