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第3/4页）

“所有的艺术都是人们面临危险，遭遇了某种经历，走到了道路尽头，再无前路可走时产生出来的东西。”里尔克写道。的确，世界各地许许多多最优秀的小说在其最核心处都有那种危险的本质。许多伟大的儿童文学无疑就是如此，我们的男女主人公们要战胜怪兽与恶魔，以智慧斗赢邪恶的继母。但大人的小说也是如此，它们的怪兽和主人公都内在化了，更“真实”了，跟我们更像了。那些人物，在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性和个人身份的同时，都拥有某些普世的特征。

我最近一次重新读《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时候，为爱丽丝如此英式的作风感到惊奇不已：她是那么规矩的一个女孩。当她在洞里往下掉的时候，她辨认着自己看到的东西，回忆着过去，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维持自己的风度举止。她受到的英国教育已经在她身上根深蒂固了，她没有把那罐橘子酱扔下洞去，而是在她往下掉的时候设法将它放在了架子上——她不需要别人告诉她什么是对的，她是自己的内心监督员。时时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对他人感到好奇——这是我后来读了许多英国小说后发现的一个特点，在那些小说中，“风度”一词所蕴含的不只是它在传统意义上的礼貌得体。风度也意指观察、倾听、尊重他人、感恩他人。在简·奥斯丁的小说中，那些特别受我们嘲讽的人物，那些反面角色，都是无视他人的，比如《傲慢与偏见》里的柯林斯先生、班奈特夫人或凯瑟琳·德·伯格女士，他们都不倾听他人，都太自我中心、因循守旧，总是将他们的选择与偏好强加在周围人身上。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伊丽莎白和达西逐渐意识到，伊丽莎白的骄傲和达西的偏见都让他们既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又看不到他人的美德。他们经历了被照亮与启发的一刻，他们的眼睛才真正看清了真相。

但所有了不起的故事无论如何都是关于看见的。记得在《小王子》里，叙述者在故事开始时告诉我们，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会给大人看他画的一条蟒蛇正在消化一头大象的画，而他们却以为那是一顶帽子！这件事毁掉了他对画画的热情，直到他遇到了小王子，小王子一眼就看见并认出了那是什么。《夏洛的网》里也有相似的情节，只有弗恩可以真正看见和听见那些动物，因为孩子还没有失去用“心灵的眼睛”[伟大的诗人鲁米（Rumi）语］去看的能力。在这两部小说中，没有“看见”的能力都有各自的后果。但是在大人的小说里，盲目通常是罪恶的一个重要表现。以《包法利夫人》为例，她的盲目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我们同情艾玛·包法利，理解她想要逃离生活单调的渴望，她渴求着某种浪漫的东西，但这种痴念让她盲目，她看不到丈夫和丈夫对她的付出，她看到的、追求的无非就是实现自己的浪漫梦想，而这跟她在丈夫家中所过的单调生活一样渺小卑微。甚至她的丈夫，那位好医生，也是盲目的，被他的妻子迷乱了视线，不能忠于自己的天职，为了满足她随心所欲的想法而妥协退让，放下了自己的尊严与职业操守。而那个真正的恶人，那个有意对同情视而不见的人，自然从那如今读来仍然令人震惊、不可思议的对资产阶级之志得意满的控诉中逃脱了。

在许多伟大的拉美小说中，盲目存在于政治压迫和社会压迫的中心——以《族长的没落》为例，其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位残暴的独裁者，他被自己的权力所孤立，他的权力既腐化了他，又摧毁了他。就像所有现实生活中的暴君一样，他拒绝现实到了将其完全扭曲的地步。他不仅对现实视而不见，而且真的将每件他不能容忍的事、每个他不想看到的人都消灭掉，以他自己想象出来的虚构代替他们。当他的情妇（也就是后来的妻子）教他读书写字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印刷新闻全是谎言和捏造：他的人民都成了他噩梦中的人，他们失去了自己做判断的能力，也不再记得真相。当他死的时候，他们都不敢相信，甚至在秃鹫开始落在他身上之前，都不愿接近他的遗体。真相是，我们是自己错觉和偏见的奴隶，是我们想听、想看的东西的奴隶，这在现实生活中比在虚构世界里更为严重。真正的暴君，佛朗哥、希特勒和其他许多死了或至今仍活着的人，就利用了我们对幻想的热爱，利用了我们从幻想中获取的慰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民主社会就不会为幻想和捏造所害。我们人类能够做最好的事，也能做最坏的事，我们的历史就是明证。如果我们不在乎，如果我们不思考，如果我们不去看，从前获得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很轻易地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