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4/6页）

“什么？”——我笑了——“我要求您的？”

“是的，你要求我的。把我当成雇来的花匠。你不记得了？当我以为终于一切都定下来了，你终于要成为我的媳妇时，你对我说还有一件事，你不会住在一所门口没有杜鹃花的房子里。要是我不种杜鹃花，整件事就都告吹。所以我能怎么办呢？我立刻出去，种了杜鹃花。”

我笑了笑，说：“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像是有那么回事。可是太可笑了，爸爸。我从来没有强迫您。”

“哦不，你有，悦子。你说你不会住在一所门口没有杜鹃花的房子里。”他离开窗户，再次在我对面坐下。“没错，悦子，”他说，“当成雇来的花匠。”

我们俩都笑了，我开始倒茶。

“您瞧，杜鹃花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花，”我说。

“是，你说过。”

我倒完茶，我们静静地坐着，看着蒸汽从茶杯里冒出来。

过了一会儿我说：“那时我对二郎的计划一无所知。”

“是啊。”

我伸出手去把一碟小蛋糕放在他的茶杯旁。绪方先生微笑地看着它们。最后，他说道：

“杜鹃花长得很漂亮。可是那时，当然了，你们已经搬走了。但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年轻夫妇自己住。看看纪久子和她丈夫。他们想搬出来自己住，可是老渡边让他们想都别想。他真是个老军阀。”

“现在想想，”我说，“上周门口是有杜鹃花。新住户一定同意我的看法。房子门口一定要有杜鹃花。”

“我很高兴它们还在。”绪方先生呷了一口茶。然后他叹了口气，笑了一声，说：“那个渡边真是个老军阀。”

早饭后不久，绪方先生建议我们应该去长崎逛逛——用他的话说“像游客那样”。我立刻同意，我们坐电车进城。我记得我们先在一个美术馆里待了一会儿，然后，快中午前，我们去参观离市中心不远的一个大型开放公园里的和平纪念雕像。

这个公园一般被叫做“和平公园”——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不是它的正式名称——而确实，尽管有孩子和鸟儿的叫声，这一大片绿地上却笼罩着一种肃穆的气氛。公园里常见的装饰，诸如灌木和喷泉，少之又少，而且都很朴素；平坦的草地、广阔的夏日天空以及雕像本身——一尊巨大的白色雕像，纪念原子弹的遇难者——占据了公园的主要部分。

雕像貌似一位希腊男神，伸开双臂坐着。他的右手指向天空，炸弹掉下来的地方；另一只手向左侧伸展开去，意喻挡住邪恶势力。他双眼紧闭，在祈祷。

我一直觉得那尊雕像长得很丑，而且我无法将它和炸弹掉下来那天发生的事以及随后的可怕的日子联系起来。远远看近乎可笑，像个警察在指挥交通。我一直觉得它就只是一尊雕像，虽然大多数长崎人似乎把它当作一种象征，但我怀疑大家的感觉和我一样。如今我要是偶尔回忆起长崎的那尊大白色雕像，我总是首先想起我和绪方先生去参观和平公园的那个早晨，以及他的明信片的事。

“照片上看起来不怎么样，”我记得绪方先生举起他刚买的雕像的明信片说。我们站在离雕像五十码开外的地方。“我一直想寄张明信片，”他接着说，“虽然现在我随时都会回福冈去，但我想还是值得寄的。悦子，你有笔吗？也许我应该马上就寄，不然一定会忘记。”

我在手提包里找到一支笔，我们在附近的长椅上坐下。我发现他一直盯着卡片空白的那面，笔拿在手上，却没有写。我感到奇怪。有一两次，我看见他抬头看看雕像，像是在寻找灵感。最后我问他：

“您是要寄给福冈的朋友吗？”

“哦，只是一个熟人。”

“爸爸看上去做贼心虚，”我说，“我在想他会是在写给谁呢。”

绪方先生惊讶地朝上一看，然后大笑起来。“心虚？真的吗？”

“真的，很心虚。我在想要是没有人看着爸爸，他会干什么呢。”

绪方先生大笑个不停，笑得我觉得椅子在晃。等他笑得不那么厉害时，他说：“很好，悦子。你抓住我了。你抓住我在给我的女朋友写信”——“女朋友”这个词他用的是英语。“当场抓住。”说着又笑了起来。

“我一直猜想爸爸在福冈的生活很精彩。”

“是，悦子”——他仍轻轻地笑着——“很精彩的生活。”接着他深吸了一口气，再次低头看明信片。“你知道，我真的不晓得该写什么。也许我可以什么都不写，就这样寄出去。毕竟我只是想让她看看雕像长什么样。但话说回来，这样可能太随便了。”

“啊，我不能给您建议，爸爸，除非您告诉我这位神秘的女士是谁。”

“这位神秘的女士，悦子，在福冈开一家小饭馆。离我的房子很近，所以我经常去那里吃晚饭。有时我和她聊聊，她人不错，我答应要寄给她一张和平纪念雕像的明信片。恐怕事情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