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6/7页）

一九七九年的南京大学，校园是古朴和幽静的。教学区在北，生活区在南，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小马路。早晨、中午和傍晚，成百上千年轻的和不年轻的师生们出校门，进校门，布衣胶鞋，行色匆匆，只有穿行在其中的叮铃铃欢响的自行车才能弄出一些小小的动静。任何时候一抬眼睛，“文革”的遗迹随处可见：没有来得及铲除干净的墙壁上的“打倒”标语，角落里偶尔会看见的残留的大字报碎片，屋顶上武斗中踩碎的瓦砾，不常使用的大楼里的破损的门窗和玻璃，还有这里那里喷涂或是雕塑的“伟人”头像。学生们很多是满面沧桑，如罗想农这样结了婚，有了家庭。老师们一律神情严肃，走路目不斜视，说话前先顾左右，再言其它，是文革多年养成的习惯。

只有校园里的树木和花草，年复一年的，不顾人世间的纷乱和烦扰，兀自静悄悄地长。春天校园里是梧桐树和迎春花的世界。梧桐飘絮，乱花迷眼，满校园飘荡着一团一团的半透明的毛毛，让师生们咳嗽，打喷嚏，淌眼泪水，既苦恼又幸福。迎春花黄灿灿的，先于所有的花卉热烈开放，从墙头和高坡上一簇簇地披挂下来，明艳夺目，弄得大家想不注意都不行。夏天，榉树和洋槐树上的知了叫得声嘶力竭，仿佛活了今天就没有明天似的，有一种悲壮搏命的意思。秋天开始落叶了，花圃和办公楼窗台上的菊花也开了，一边是萧瑟，一边是明媚，两相参照，觉得人生还是美好。最惊喜不过是冬天来一场雪，满树银枝，道路楼房一片洁白，虽然过不长久雪会融化，但是早晨一推窗户的激动，会久久地留在脑海里，一直保存到第二天的冬季开始。

罗想农的实验室窗前，逶迤着小小一片银杏树林，每每站在窗前摆弄试管仪器，一抬眼，秀美的银杏树就对他颔首微笑，弄得他心情大好。夏末他进校报到时，银杏树叶是墨绿色的，一片一片像是精巧的小耳朵，他弄出的任何动静它们都听得到。一眨眼到了深秋，在他的日夜苦读之间，在时光流转中，树叶黄成了一挂挂的金锁片，西风吹起来，锁片和锁片之间碰撞，飒啦啦地响，安静下来感受，比校园里新近流行起来的老柴和老贝的交响乐更好听。

罗想农尽量不去打扰乔麦子的生活。知人识趣的男人，宁可在自己喜欢的女孩子面前隐身，也不会选择做一个张牙舞爪的小丑，让对方厌恶。而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生活，本来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相之间很少会形成交错。本科生人多，动辄就上大课，几十上百个人挤在一间教室里，黑压压颇有规模。研究生的人数寥寥无几，基本上不进教室，教授们需要提供辅导时，会通知学生到自己家里，促膝之间耳提面命，研读书目就开出去了，研究方向也商定下来了。还有，研究生和本科生住不同的宿舍楼，吃不同的食堂，用不同的水房和浴室，在不同的场所娱乐和锻炼，如果双方之间不形成主被动关系的话，彼此间实在相隔着遥远的星系，丢一个眼神过去就要倏忽千百个光年。

曾经有一次，罗想农在他二楼的宿舍窗口看见了乔麦子。她当时背着一个帆布的黄书包，一个人脚步匆匆地走。路上的女同学们都是勾肩搭背叽叽喳喳走成快乐的一堆，乔麦子形单影只的样子，让无意中瞥见她的罗想农心里发疼。几乎是下意识地，他趴在窗口，喊了一声她的名字。乔麦子听见了，头抬起来，目光一下子撞上了他的脸。一刹那之间，根本还来不及做反应，出于本能地，乔麦子立刻转身，从楼前的小树林子里穿过去，拐上另外一条岔道。

罗想农找到乔麦子的班级辅导员，千方百计打听出来，她那天要上的是一堂公共英语课，从她的宿舍楼去到英语听力室，必经罗想农的房间窗口。第二天，第三天，同一个时间，罗想农趴在窗台上，目不转睛地，看楼下川流不息的人，在人群中寻找那一张熟悉的脸。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罗想农走火入魔一样，准时准点地在窗口凝望，辨别，期盼。他再也没有在那条路上见到乔麦子。他知道她不会出现了。树木葳蕤的校园，成千上万的师生，一个人想要躲避另一个人，容易得就像擤一个鼻子那样简单。

再然后，有一天，罗想农收到了青阳老家发过来的电报，得知李娟已经入院待产。他急急忙忙地请了假，坐七个小时的长途公共汽车回老家，兴冲冲准备拥抱他的新生婴儿。等他下了汽车，飞奔到青阳医院产科病房时，却发现气氛反常，产妇李娟背朝着墙壁，死活都不肯转过头来看他，亲戚们个个灰头土脸，闭口不言。再一问，原来孩子生下来就是死胎，已经交由医院作了处理。他的丈母娘，李娟的妈妈，眼泪巴嗒地告诉他：“是个男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