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7/9页）

杨云到家时，外婆帮着从罗家园的自行车上卸行李，小想农一声不响地凑上去，抓住一只沉甸甸的网袋，脸胀得通红，要往家里拖。外婆大声称赞：“我们想农多孝顺啊，这点点小就知道帮妈妈做事了！”一边就朝杨云丢眼色，让她趁势夸孩子两句，母子联络感情。

杨云却一步跨上前，掰开孩子的手，把他拨到一边：“网袋里是书，拖坏了怎么办？”她的声音透出一种尖锐急躁，说出口的刹那，连她自己都意识到过份。

孩子不知所措地站着，绞着自己的双手，用眼睛去看一旁扶着车的父亲。罗家园沉默，仿佛在妻子和儿子之间，一时不知道责怪谁才好。

如此，杨云心里更加恼火。事情再糟糕不过，回家第一天，她就把自己放在了跟父子俩敌对的一面。此刻这两个罗姓男人的沉默，有着内在的巨大张力，将她罩住，盖严，令她觉得呼吸不畅。

这孩子到底像谁啊？杨云绝望地想。他才三岁，已经成熟得可怕。他知道用行动向母亲讨好，知道把委屈无声地传递给父亲，知道在母亲和父亲之间寻找平衡。你看他那双惊惶的眼睛，那副扁着嘴巴、鼻孔一张一张却忍住不哭的模样，哪里还有一点点小孩子的天真和可爱啊！

很久之后杨云才意识到，儿子这副闷头闷脑的性格，是从小跟随守寡外婆长大的缘故。老人家的逆来顺受、知人识事、勤勉操劳，影子一样投射到了年幼孩子的心上，让他小小年纪就学会了隐忍。跟这孩子在一起，杨云深感压抑。她本来就对他缺少爱意，如此一来，情感上更加疏离。甚至她每次跟孩子单独相处时，都憋不住有一种欲望，想要伸手打他一个耳光，把他打得哇哇哭出声音。

有利的情况是，杨云不需要为她和孩子的关系过多烦恼，因为她到家第二天就投入了紧锣密鼓的工作：农林局要给每个乡里都配备畜牧兽医站，杨云必须去到乡里做培训工作，速成一大批可以为牲畜们配种绝育打防疫针的技术骨干。杨云从毕业之初就成为权威，胡子拉碴的男人们一脸恭敬喊她“先生”，紧赶慢赶围着她打转，这使她很不习惯。开初她还脸红，要求别人喊她“小杨”，或者是“杨同志”，后来见人们不肯改口，也就惯了，默认了这个过于隆重的称呼。

整整两个月时间，杨云把青阳所有乡镇跑了个遍。兽医的需要量很大，因为国家一个劲地伸手向下面要猪，要猪肉，拿这些猪肉去跟苏联老大哥换钢铁，换发电站，换桥梁铁路和飞机大炮。新中国实在太穷，除了故宫里的宝物，能够拿出去跟人家交换的，也就是这些贱生贱养让人吃进嘴巴的东西了。

猪肉，猪肉！要多，要快！要更多更快！多少猪肉才能够换回来一座发电站呢？杨云不知道，她明白那是个天文数字，读起来舌头都没法打弯儿的数字。完成这些数字，她和她的同事们需要日夜不停地忙。

从前农村里的猪大都是散养，就好比养条狗一样，放它们在田头沟畔随便遛跶，有剩的给它们吃两口，没剩的自己啃庄稼。猪长得慢，也瘦，骨架子啷当，杀头猪剐不下多少肉。杨云带着乡镇干部们挨家挨户动员农民改圈养，猪光吃不动就肯长，环境还卫生，攒了猪粪又能肥庄稼地。前景当然好，道理也都懂，可是要改变千百年的习惯是不容易的事，杨云和那些干部们嘴皮子磨破了好几层。

圈养的事情还没完，上面又来了指示，号召给全县公猪们做绝育手术，催肥。这事儿更不好办，农民们不愿意，千方百计藏起小猪不让劁。这怎么行？行政命令谁敢不照办？乡里出动了民兵，散出去角角落落篦头发一般地查，全县范围内的公猪们无一漏网。

劁过的猪的确长得飞快，可是问题接踵而来：种猪没有了，小猪也不再出生了，生猪存栏量飞快地往下降。杨云跟罗家园吵，指责他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罗家园苦恼地摊着手，说他身为局长不能不按党的指示办。结果火速派人赶到外地去，高价买了种猪回来，再赶着畜牲们大干快上孕育后代，直到它们累得头昏眼花精尽而死。

一切一切都透着这种匆忙和潦草，没有计划，没有规则，像是一场接一场的游戏。人们在这些游戏中享受着飞旋的快感，身不由己地晕眩和兴奋。杨云同样如此。她很忙，马不停蹄地各个村镇上跑，执行各种指示，接受各种咨询，动手做各种大大小小的手术。她很少回家，很少见到她的儿子罗想农。她一点也不关心他如何长大，如何在寂寞中渴求母亲的抚慰。

一九五七年，青阳县农业局在长江北岸的芦苇滩上开发出了一大片土地，建立起全县第一个国营良种场。农场的地界长约八九里，宽二里余，沿江堤一字形铺开，用于本地粮棉和牲畜的良种培育及繁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