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第23/30页）

我随身又带着一本书，哥哥的大词典，它是这个被清空的海员背包里惟一的东西。这背包是不怕雨淋的。那本关于果园的工作笔记很适合于在房间里，在四堵墙之间阅读，而一个个单词则会在露天里充分展现出来，并且在这里派生出所有箭头似的意义符号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身在他乡异国，天天下午就躺在一个偏僻的野外小棚前，沉浸在一本词典里，一页纸里，甚至一个词里，然后从中抬头望去，摇摇脑袋，笑出声来，又是用脚跟叩击着地，又是鼓掌（蝗虫闻之嗡嗡飞开，蝴蝶闻之颤抖着离去），期间也跃起两脚，在雨底下跑上一圈，这样的表演可谓滑稽透顶。旅店里和地方上的人，他们看到我背着包，每天行走在这条道上，还当我是一个“未来的学者”或者一个“年轻的画家”（19世纪，沃凯因连同那个湖和那座孤零零的教堂曾经是一个常常谈论的风景话题）：然而，这个小伙子如今拿着那本书，待在自己的位子上，蜷蹲着，突然间扯开嗓子唱起一个词，这无非就是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一个白痴吧。

与此同时，我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几乎从来都没有过的洞察力——洞察的目光与敏锐的听觉融为一体——，就像当时阅读那些毫无关联的单词表时一样。难道这就是一种阅读吗？难道这不再是一种发现，一种与之相应的惬意吗？我呼喊着那些陌生的词语，让它们融入这片天地里！可是这其中会发现什么呢？

童年时期，我恰恰对外语很着迷。家里有一个咖啡盒，上面贴着一个个披着黑鬈发的女舞伴，数年以后，它导致了我学习那个美人的语言，也就是西班牙语的尝试。从那本匈牙利语语法书里，我至少把前几课都抄下来了。那是从寄宿学校里带来的一个小礼物，就在接触那神秘的文字图像之前，它的气味已经吸引住我了。与之相反，每天在村子里听到的斯洛文尼亚语却更多是让我厌恶。这并非来自斯洛文尼亚语的音调，而是那许许多多的德语词汇，它们一再破坏了那个音调。因此，我听到村民的方言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惹人嘲笑的大杂烩。在牌桌上，父亲常常学着他们说话的样子，把一个个牌友都给吓住了——又是喃喃低语，又是发出汨汨的喉音，又是猛地冒出后腭音，就像出自天生的一族——，之后，他就只说出一个纯正的、富有韵味的斯洛文尼亚语句子（因此他又一次表现为这一圈人的主宰）。可话说回来，无论在哪儿听到有人“按照文字”来讲这种语言时，回响在我耳际的通常就是一种威胁；首先是讲这种语言的那些地方更多地让人想起官方公告，而不是信息传递。广播里插播每日外语新闻简要，像恐怖新闻一样；学校里那些意思空洞的句子纯粹是用来灌输语法的；教堂里布道的神父常常不由自主地换着讲起德语来，它好像远比前者更适合于这样的场合——他泰然自若地接着讲下去。可他开始却不得不用斯拉夫语吼叫着，一句接一句，拖着兴师问罪的讲话腔调。

只有在连祷时，我才洗耳恭听，比在唱颂歌时还要专注。在救世主和那些圣人的所有呼唤中，我完完全全融入其中了，因为救世主会可怜我们的，圣人们会为我们说情的。在昏暗的教堂大堂里，挤满了那些变得无法辨认的村民的影子，他们口口声声念叨着求助于前面的祭坛。从另一种语言的音节里，从领读祈祷文的神父那变换的音节和教徒们千篇一律的音节里弥漫出一种炽热，仿佛我们全体都躺在地上，恳求着大门关闭的上天，一声接一声地呼喊着。这些外语音节永远都不会使我觉得够长；它们应该始终继续下去；连祷做完了，我随之感受到的不是结束，而是中断。

可是后来，恰恰在教会寄宿学校里，我遗忘了这种感受。在那里，有几个讲斯洛文尼亚语的人激起了其他人的不满和怀疑。他们讲这种语言，和学校、广播和教堂这些机构不一样，总是轻声低语。他们聚集在大教堂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几乎是在窃窃私语，因此，对于那些不理解的耳朵来说，传过来的无非是嘶嘶声。他们也会背向大家，仿佛故意躲开似的站在讲台的四方形场地里。这样一来，他们就有点像一个阴谋策划者小集团，而那些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干扰叫喊更是支持了他们的阴谋计划。而我呢？我妒忌他们相互交头接耳吗？我妒忌他们显而易见的共同目的吗？说来更深一层，是一种厌恶：讨厌看到在这个我——孤独，被挤出来了，又再挤回去，惟独被课桌那蓝色的洞穴和睡眠温暖着——不得不把自己也算做其中的大多数人群里，有这样一伙自高自大的人物从我们之中分离出去。这帮斯洛文尼亚小伙子应该立刻保持沉默，应该从他们那见不得人的阴谋角落里爬出来。他们个个都和我一样，就请乖乖地蹲到那些指定的座位上去吧，身旁有一个偶然的、身上散发着臭味的、喘息着的、抓耳挠腮的陌生躯体，然后同样一声不吭，别一个个像同谋者似的亲密无间，窃窃私语，一门心思地听着寄宿学校喷水池里那哗哗的水声就是了，该放风时就放风去，像这个菲利普·柯巴尔一样。比起那张口结舌、意见不一、没有方向、耷拉着脑袋和紧握着拳头无所事事四处乱跑的多数来，你们这个抱成一团的少数更加让我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