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七章（第11/17页）

1848年的革命在各地都带有冒进和妄动性质，但在法国和意大利几乎没有发生过可笑的事；在德国，除了维也纳，它却充满闹剧色彩，甚至比歌德那出糟糕的喜剧《市民将军》还可笑得多。

在德国，没有一个城市和一个地方在起义时不想成立“公安委员会”96，于是它那一切煊赫一时的活动家，如冷酷的圣茹斯特，阴沉的恐怖主义者，卡诺97式的军事天才，都应运而生。我亲眼见过两三个罗伯斯庇尔，他们总是穿着干净的衬衫，不时洗手，剔指甲。然而也有披头散发的科洛·德布瓦98，如果在俱乐部中有人比别人更爱喝啤酒，毫无顾忌地追逐女招待，那么这就是丹东，一个性格放浪不羁的人物。

法国人的弱点和缺陷，由于他们轻松活泼的天性而减轻了一部分。在德国人那里，同样的缺点却获得了某种持久的、稳定的发展，因而一目了然。必须亲眼看到德国人在政治上力图扮演“真正的巴黎孩子”，才能作出准确判断。他们总是使我想起一头本来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母牛，具有与生俱来的温驯天性，现在却要在草地上跳跳蹦蹦，表演各种淘气的动作，以致脸色一本正经，只是举起两条后腿乱踢，或者斜着身子打转，追逐自己的尾巴。

德累斯顿事件99后，我在日内瓦遇见了那里的一个起义者，立即向他问起巴枯宁。他把巴枯宁捧上了天，说他自己就在他的领导下指挥过一个街垒的战斗。他越讲越起劲，最后道：

“革命是狂风暴雨，在这里不能心慈手软，不能迁就一般的正义观念……只有亲自参加过这种活动的人，才能完全理解1794年的‘山岳派’。您不妨想想，我们突然发现保王派在暗中活动，企图散布谣言，还出现了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考虑了又考虑，决定在我这条街上实行恐怖统治。‘伙计们！’我对我的队伍说，‘我以军事法庭的名义（你们知道，在非常时期，它随时可以判处违抗命令者死刑）命令你们：任何人，不分性别、年龄、职业，凡是想通过街垒的，都得予以拘留、在严格的监督下押送到我这儿。’这样搞了一昼夜多。如果送到我这儿的市民是真正的爱国者，我便放他过去，但如果是可疑分子，我就向警卫人员使个眼色……”

“那么他们呢？”我问，有些骇然。

“他们便送他回老家。”恐怖分子得意而自豪地答道。

谈到德国解放者的特点，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小故事。

我说过，我在拜访古斯塔夫·施特鲁沃时，看到过一个署理内政部长职务的年轻人。几天以后，他写信给我，要我给他找一个工作。我建议他为我誊写《来自彼岸》，那是我根据俄文原稿用德语口诵后，由卡普手写的。年轻人接受了我的建议。过了几天他对我说，他跟各种民军人员挤在一起，房子狭小，又不安静，无法工作，要我让他在卡普的房间里抄写。但到了那里事情并未好转。部长每天早上十一点钟才到，躺在沙发上抽雪茄，喝啤酒……天一黑便上施特鲁沃家开会和聚谈。卡普是世界上最宽容的人，也为他感到害羞。这样过了大约一个礼拜，卡普和我还是保持沉默，但那位前部长忍不住了，写了一张条子给我，要我预付一百法郎工资。我回信答复他，他工作得这么慢，我不能预付这么一笔数目的钱，但是既然他迫切需要钱用，我可以寄给他二十法郎，尽管他已抄写的部分还不值十个法郎。

晚上部长在施特鲁沃处开会，报告了我这不友好的行为，说我滥用财产。可敬的部长认为，社会主义不在于组织社会生活，而在于毫无意义地瓜分毫无意义地取得的财产。

尽管惊人的混乱主宰着施特鲁沃的头脑，他作为一个正直的人，还是能判断是非的，他说，我完全没有错，也许那位“公民和同志”最好抄得快一些，预支的钱少一些。他劝他不必大叫大嚷，闹得满城风雨。

“那我把钱退还他，我才不在乎呢。”部长说。

“这又何苦！”一个民军人员说。“如果同志和公民不想拿钱，那么我提议，马上用它买酒喝，让我们干杯，预祝有产者的灭亡。同意吗？”

“对，对，一致同意，好极了！”

“我们要喝酒，”那位演说家喊道，“但是我们宣誓，我们决不再理睬那个侮辱我们的同志的俄国贵族。”

“对，对，根本不必理睬。”

确实，酒喝了，从此也不再理睬我。

德国人这一切可笑的缺点，加上违反常情的粗鲁作风，使意大利人那种南国的性格不能容忍，激起了他们出自本能的民族仇恨。最坏的是，德国人的优良方面，也就是哲学修养方面，意大利人毫不在乎，也不理解，可是他们的庸俗鄙陋方面却经常叫意大利人看不顺眼。意大利人往往过着无所用心、游手好闲的生活，但是具有艺术家的优美风度，正因为这样，他们比谁都受不了德国人在兴高采烈时开的笨拙玩笑和不拘形迹的亲热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