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二十一章（第7/8页）

……P在痛苦，我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等待时间来解决一切，听任半撒谎状态继续下去。我千百次想走到她的面前，跪在她脚下，讲出一切，忍受她的怒斥和蔑视……但是，我不怕愤怒（我甚至乐于接受这种惩罚），我怕眼泪。必须阅尽沧桑，才能忍受女人的眼泪，才能在它们还未冷却，还挂在红肿的眼睑下的时候对它们无动于衷。何况她的眼泪应该是真诚的。

这样过了不少时候。人们开始传说，我的流放即将结束，看来，我坐上马车飞往莫斯科的日子已不远了，我仿佛看到了一张张熟悉的脸庞，而出现在最前面的便是我朝思暮想的那张容貌。但是正当我陶醉在这些幻想中的时候，马车的另一边却出现了P那苍白阴郁的身影，那哭肿的眼睛，那流露着痛苦和谴责的目光，我的欢乐变成了烦恼，我觉得可怜她，非常可怜她。

我不能在虚伪的状态中继续生活，决心不顾一切摆脱这种处境。我写信给她，作了彻底的忏悔。我热烈地、坦率地说明了一切实情。第二天她托病没有出来。一个怕受责备的罪人可能忍受的一切，这一天中我都忍受了。她那种神经质的麻木状态恢复了——但我不敢去探望她。

我需要毫无保留地忏悔；我与维特贝格关在书房中，向他公开了我的全部爱情史。起先他吃了一惊，但后来，不是作为一个法官，而是作为一个朋友，他听完了我的话，没有提出质问来折磨我，没有作事后的说教，只是与我一起寻找减轻打击的途径——这是他一人也能办到的。他爱的人，他就热烈地爱他们。我怕他铁面无情，但对P和对我的友情终究占了绝对优势。是的，我可以把不幸的女人留在他手中，她那没有欢乐的一生是我最后摧毁的。现在她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有力的精神支持，把一切交给他。她对他是像对父亲一样尊重的。

早上，马特维交给我一封信。我几乎一夜未睡，用颤抖的手不安地拆开信。她写得简简单单，光明正大，流露出深沉的忧郁。我那些娓娓动人的话不能掩盖蛇蝎的心肠，而从她和解的语言中，却可以听到一颗软弱的心在低声饮泣，用异常的毅力压制着痛苦的哀号。她向我祝福新的生活，希望我们幸福，称纳塔利娅为妹妹，还说，为了忘记过去，为了未来的友谊，她要向我们伸出手来，仿佛有罪的是她！

我一边哭，一边反复读她的信。她献出了怎样一颗心啊！

后来我还遇到过她，她向我伸出了友好的手，但我们总有些不自在，似乎二人都有什么话还没讲完，有什么事还要回避。

一年前我听到她逝世了。

离开维亚特卡后，对P的回忆一直使我感到痛苦。为了求得良心的平静，我动手写小说，它的女主人公便是P。我写了叶卡捷琳娜时期的一位少爷，抛下了爱他的女人，与另一个女人结婚。她憔悴了，剩了奄奄一息。她去世的消息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变得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最后发疯了。他的妻是温柔和自我牺牲的典范，忍受了一切，在他平静的一个时刻，送他到新处女修道院，与他一起跪在不幸的女人的墓前，祈求宽恕和保护。从修道院窗中传出祈祷声，女性的柔和嗓音在歌唱赦罪的诗，于是少爷逐渐康复了。小说并不成功13。我写它时，P还没打算上莫斯科；只有一个人猜到了我与P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那位“无所不在的德国人”卡·伊·佐年贝格。自从1851年我母亲死后，我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1860年，一个旅行家告诉我，他认识八十岁的卡尔·伊万诺维奇，掏出他的信给我看。在附言中，他讲到了P的去世，还说我的哥哥把她安葬在新处女修道院！

理所当然，他们两人都不知道我的小说。

1 俄国边境的小镇，1847年赫尔岑出国时经过这里，见第三十四章。

2 据说，恺撒因怀疑妻子庞培娅不贞，向法院要求离婚。在法庭上，恺撒提不出罪证，只得说：“恺撒的妻子甚至是不应该被怀疑的。”这便成了他要求离婚的理由。后来这话成了流行的“名言”。

3 维多克（1775—1857），法国冒险家和侦探，著名的保安警察，曾任法国警探署署长。

4 指普拉斯科维娅·梅德韦杰娃，即作者在第十六章中提到过的那个与“沉重的忏悔感”有关的女子。

5 舍米亚卡（1420—1453），古俄罗斯一个残酷野蛮的王公。

6 指1836年维特贝格为赫尔岑作的画像。

7 指纳塔利娅1837年寄给赫尔岑作纪念的手镯。

8 前面那些纳塔利娅的话，均引自她在1835至1837年间写给赫尔岑的信。

9 纳塔利娅的信和我的信，笔法之相异是非常大的，特别在通信开始之时，后来由于相互影响，才逐渐接近了。在我的信中，除了真诚的感情之外，还有佶屈聱牙的句子，矫揉造作的文字，这显然是雨果和法国新小说家一流人的影响。在她的信中，这类缺点完全不存在，她的语言朴实，真诚，富有诗意，这里只能看到一种影响：《福音书》的影响。那时我总是竭力想写得高雅，实际上却写得很坏，因为这不是我的语言。生活在脱离实际的环境中，只知埋头读书，往往使一个青年人不能自然地、单纯地讲和写；一个人必须等到他的风格形成，取得了最后的形态以后，他的智力才算开始成熟。——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