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维克多（第6/18页）

不过，在其他方面我想我还蛮幸运的。1989年，我满六十五岁时，根据各种国家机关的规定，本来应该要强制退休，或至少转任名誉所长的职位。这种降级之举虽然会让我失去权势，但我还是可以参与实验室的日常运作。然而让我惊讶的是，我居然没有收到任何官方书信，提醒我该卸下肩头重担，准备退休。看来他们为我破例了。不过，就算他们真的公事公办，我也不会太过困扰。毕竟，当时我已经不太需要卫生研究院的威名与关系来支持我（已经有很多年是这样了）。假使他们坚持我必须跟其他人一样受到相同规范，反正约翰·霍普金斯、乔治敦等大学每年都邀请我赴任，我只要接受其中一家的职务就好。老实说，我不介意到私立学校或机构工作，只是我的决定当然不免因为照顾孩子们的责任而受到了限制。

几年前，我还能坦然面对这种事实（毕竟他们是我自愿领养的，我很清楚自己选择承担了哪些责任），但此刻我不知为何，却开始感到愤慨，我也知道这样不合理，但我就是觉得自己无须再扮演无私家长的乏味角色。显然政府是不会叫我交出实验室的职位了，之后不久，有一小段时间，每次吃晚餐我都会怒目凝视孩子们，看着他们用叉子贪婪地把大量食物塞进嘴里，充满活力，这让我反感不已。就像我说的，我实在不太讲理（毕竟他们都是健康的美国孩童，胃口好得很，而且我总是叫他们多吃一点），但是看到他们吃得那么起劲（而且他们最常做的事，就是吃个不停），让我有一种快要发脾气的感觉。多年来那些无聊（比如不断问问题，提出各种要求或不懂事）甚或美好之事，变得让我几乎无法忍受。过去遇到那些事的时候，我也有过那种感觉，有时持续很久，但是最后我往往可以按捺下来，跟以往一样爱他们，不让他们发现我曾暂时厌恶过这一切。无论现在他们有什么说法，对当时的我来讲，他们的心理健康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如果让他们对我感到抱歉、有所亏欠或是不该惹我生气难过，那对他们来说不尽公平。不过，我必须说清楚，就算他们对我有那种感觉，也不是一件危险的事。

以上所说，就是我在1989年之际的心理状态。接下来又发生一连串事件，让我落到现在这步田地。我曾经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回想接下来我准备说出来的那些事，思考如果我改变做法，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心想我是否早就看出自己踏上了毁灭之路。有时，我甚至认为那些事件可能是一股不可阻挡的趋势，仿佛我的人生具有某种活生生的力量（我的人生早就不属于我自己，而是别人的人生，我只是不小心闯了进去），即便我不知道它的存在，但仍像一股强大暗流，持续拉扯牵引着我。

思考了好几个月之后，我发现自己仍无法充分理解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找出事发原因与预防之道。事实上，一直让我困惑的是，我的人生为何会那么快就被搞得天翻地覆？而且我发现，一想起当年那些事情，我就无法忍受，只能假装那是好久以前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那一连串不幸的悲剧降临在我曾景仰的人身上，那个人只存在于远方某间华丽的石造图书馆中一本尘封已久的书里面，馆里没有声音与光线，没有动静，只有我自己的呼吸声，以及手指笨拙地翻阅不整齐的书页边缘的沙沙声响。

尽管不知原因为何，我发现政府不打算把我砍掉，我可以继续过着以往的生活，但是没过多久，我也不得不承认（这可说是我内心最深处的想法，连我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我非常渴望找到某种借口，减少专业活动。

我觉得累了。这听起来实在平淡无奇，却千真万确。我已经来到一个觉得回想过去功绩比较有趣的年纪（虽然我曾犯错，也有过许多成就），不想计划未来的大事。有时我也会这么想：如果我继续待在实验室，继续讲课，继续研究，那我不是在违反人类生命的自然弧线吗？一般人在早年探险，中年享受探险带来的成果。而我已经六十几岁了，难道不该停下来吗？接下来几十年不是应该用于避免未来的问题与麻烦（而且也不该追求未来的成就）？如果每个人一生能达到的成就有数量限制，我不是已经完成自己的份额了？

这时，我会觉得自己实在太荒谬、懒惰而不切实际。如果没了工作，我该怎么办？难道我该待在家里，帮兰辛太太抚养小孩，用吸尘器清理地板？还是成为充斥各大学与机构的名誉教授之一，突然造访过去的实验室，四处闲逛，询问大家都在做什么，不断重提二十、三十、四十年前那些已经没人在意的老掉牙的旧事，把所有人弄得尴尬、生气？偶尔也有几位名誉教授来我的实验室。即使他们总是笑我老了，问我打算待到何时才愿意把实验室的麻烦事抛开、改变我的人生。看着他们在实验室里晃来晃去，抚摩那些最普通的物件（烧杯、曲颈瓶，还有用来做笔记的淡绿色实验室日志的布质封面），我可以感受他们的眼神有多贪婪，也知道他们有多羡慕我，多后悔他们自己的离开。